问学三十载：南怀瑾老师的学术与方法论初探 

文/吴琼恩

认识南怀瑾老师因缘的前言后语

我年轻时候喜好读书，在台湾政治大学读书时期，深受师长们的启发，曾遍读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牟宗三，乃至马一浮，杨仁山，方东美等学术巨擘的著作。当然理解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台湾，由于国民政府退守台湾，整个政治气氛笼罩在威权体制的统治下。当时的思想战线是"一个中国"原则，"台独"是一大禁忌，台湾依赖美国的政治经济保护而存活。一方面蒋介石先生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王阳明的学术为孔孟心性之学的核心精神，另一方面，是学术界开始流行美国的行为科学或逻辑实证论。

有的知名学者宣导实证主义，认为那叫科学方法，更有教授误解所谓直观的方法是违反科学的。而他们所宣导的"传统与现代化"，今日看来误解甚多，甚至有的知名教授，竟无知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术的发展趋势，在逻辑实证论已衰退的时候，还自鸣得意，要以实证科学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可谓误学术也误了前途。当时护卫中国文化与行为科学之间的思想战，早已演变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也是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批孔扬秦"的时代。

中国文化在胡适及一群留美学人影响下，逐渐走向"全盘西化"的泥淖中，不仅失去民族主义的立场，也失去中国的"文化主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能真正理解并体会孔孟的心性之学，以及佛学的启示?

到了20世纪70年代，台湾进入"倒霉的时代"，有如2009年的美国《时代周刊》，列举21世纪初每年的倒霉事件一样。这一时代，是美国与欧洲从60年代的学生运动，逐渐转向80年代的保守时代，或可称之为"转型年代"。西方青年学者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了Shambala出版社(曾出版英译《楞严经》)，要向东方文化寻找灵感。他们体悟到西方文化"天人对立"的科学主义与经济成长主义，有走向尽头的趋势，因此要返本开新。也因为他们发现东方思想在文化精神的源头上，都是走"天人合一""知行一体""心物一元""自他不二"的预设。中西文化的源头各自不同，因此发展至今而有不同的面貌。

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物理学家终于发现，当代物理学的世界观与东方文化的源头预设相同，并谓之为一种"典范移转"。换言之，人类的科学家体会到：愈是新颖的物理学世界观，愈与中国传统儒释道精神相通。这种认识已经十分了不起，改变了学术研究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但在南怀瑾先生这样的有修有悟者看来，只是"见识"到人类心性之学的开端，尚未进入知行合一的"见地"境界。此所以"南门"(南老有教无类，无所谓门派之见，此乃勉强用之)符重实践、行以求知之学。

南老师身教言传

大约1982年的春天，由于曾读过南老师的书，听说周勋男先生与老师认识很久，就在周兄的引见下初识南师。当时我在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担任理论工作。由于80年代的台湾，刚刚经过70年代的倒霉运：1971年退出联合国，1979年"台美断交"，中间复历经两次石油危机和与若干国家的"断交",1975年和1976年蒋介石和毛泽东又相继去世，两岸形势的变化，都在默默进行中。

20世纪80年代是世界各国都在变动的时代，由于"中华民国"与美国已"断交"，蒋经国虽领导台湾自立自强，无奈文化底子薄。1979年台湾历经三十年相对偏安之局，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时，台湾的美元外汇存底排名世界第二。而大陆改革开放虽已届十年，却还在五名之外。80年代初，出现了刘家昌制作的《"中华民国"颂》，充满大中国的憧憬；而邓丽君的歌曲也开始登陆，但仍被一些顽固的人视为靡靡之音。

我就在这样一个迷惘的年代认识了南老师。当时只知他在台北信义路的复青大厦，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访客。王升说南老师那儿是"人民公社"，各路人马常来常往，或来听课，或来听南老师讲古今中外的事，的确受益匪浅。当时南老师下午正在讲"中国文化大系"，晚上讲《楞严经》，听课者只付一些场地清洁费。

南老师授课有教无类，幽默风趣，他不走学院派的老路，独树一帜，因材施教。他除了讲经说法，还会关心你的身心健康。

20世纪80年代初，老师给不少政界要人开课讲《左传》等，但竟引起某些人的疑虑，称南老师为"新政学系领袖"。南老师终于在1985年7月5日离开台湾，前往美国，落脚华府。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英美两国开始新经济政策，松绑银行贷款，企图鼓励企业家投资创业，创造就业机会。不料，投资者却有趣于投资华尔街的股票市场，无趣于真正的企业投资，终于种下2008年金融海啸危机的远因。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把金融海啸之责归于80年代的里根政策。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台湾青年寻找思想出路，开始流行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大陆青年，则在寻找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

海峡这边的台湾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性之学尚缺信心，在日渐富裕下，政治反对派只知要争取言论自由，早日开放党禁、报禁，却昧于文化尚不成熟，一旦他律松绑，却无自律的涵养，造成的后遗症不容小觑，迄今仍然难治。

而中国大陆，却因"文革"而打压孔孟心性之学，改革开放后，年轻人只看到美国表面繁荣富足的一面，却未体会孔孟心性之学，不是唯心唯物二元概念可以分析理解的东西；只羡慕美国表面上的繁荣富足，却不能认知到后来可能造成金融海啸的危机。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为救亡图存，只知求实用地、快速地解除危机，却无一套长治久安的文化策略。迄今仍是如此，实现中国梦，很需要深度和广度的论述。

南老师的心性之学，是治国长治久安之策。试看二战结束后，从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到80年代哈耶克的自由政策，人类的经济前景陷于一片迷惘。经济问题已非经济政策所能解，这是涉及人类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而且是一复杂的系统工程。所谓心性之学，乃是基于人类除了实用科技之学外，必须面对的社会规范之学，这就是孔孟礼治优于法治之论。礼治能使人"有耻且格"，不像法治仅使"民免而无耻"。现代人几乎已无羞耻感，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只顾自己生命的存在活动，盲目于如何与他人互动，更不知真实的情感是何物。

南老师的心性之学，教人从日常生活的起心动念开始。像斯米克集团的李慈雄，在台大电机系二年级时，在南老师那儿打工并扫厕所，南师告诉他杯子要如何洗，才会洗净杯口的唇印。

当年我寄赠南老师《新马克思主义座谈纪录》时，不久就收到他的来信，表示收到并致谢意。南老师旅居香港时，有一次曾说，要介绍我认识几位大陆的大学校长，我以为南老师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半年后，我又到香港去，南老师见到我，立即亲笔写了五封介绍信，真让我震惊不已。世俗中人，有谁那样"闲话一句"，仍然信守不渝?这几年来的经验，像寄赠一本好书送人，对方一点回应都没有，让人觉得好像多此一举。

这些事说明了，一个人的良知良能，本自具足，不需要逻辑推理。你如果能将心比心，具足直观的能力，自然会知道应有所回应。可现代人接受逻辑推理的能力愈来愈强，却在一开始就丢弃了人与人之间那种"敏锐的直觉(仁)"(梁漱溟的用语)，丢失了你那本具固有的良知良能，因而凡事从自我中心出发。反应快速的结果，言行举止只不过是内心长期累积的"错误意识"的投射，如何能与他人有效沟通呢?

南老师的心性之学可贵在此，他不在乎他人以严密的逻辑理论来骂他。许多批评他的人，亦不过是内心的"错误意识"投射出来的言行举止而已。对心性之学没有真参实修的人，出口即是"错误意识"的投射，所以南老师从来不予辩驳。现在笔者在此多言，若南老师在世，必笑我多此一举。

南老师热爱中华民族，关心中国文化的复兴。他在1988年旅居香港时，有一次我与舍弟琼垺，路经香港去看老师。当时他说，尹衍梁先生请他出任光华基金会董事长，资助大陆青年学生读书。后来北京大学也盖了光华大楼，其他大学受益于光华奖学金者亦不计其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开花结果造福一个时代的青年，迄今仍然不辍。

南老师的事功岂仅这一点点?他在台湾时已启人无数，致力于延续中国文化的命脉。在美国时，他诚恳地告诉美国特务"七分为中国，三分为美国"，赢得美国特务的敬重。

南老师在1987年写了一信严厉责备我，教导我赶快觉悟。我立即回信，忏悔过失。后来在1988年1月20日，南老师要我到华府走一趟，并赠五百美金机票费用。

我记得当日一下飞机，到达南老师住所后，休息一会儿，他即邀我政大政研所博士班肄业的学长张炳文作陪，亲自教我打坐与数息观四十分钟。我们在华府停留两夜三天，观看《济公活佛》录影带(当时尚未有光碟)。回德州奥斯汀前，南老师在门口要亲自教我一个咒语，我正严肃地洗耳恭听时，他老人家亲口传授："要多拍马屁。"我顿时恍然大悟。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月底南老师迁居香港，我在华府时，竟然一点动静皆不知，南师的行事作风巧妙有如此者。

1988年3月8日，我通过博士论文口试。4月初返台时，南老师有两句话，要我请苏志诚转达李登辉："一是少说话有利，多说不利，二是无为而治有利，有为不利。"事后观之，李登辉全然违背南老师的建议。后来李登辉托南老师的有关两岸密使事件，亦不了了之，南老师十分失望，后来送笔者墨宝，上书清朝张船山句：

今古茫茫貉一丘

功名常笑烂羊头

戏拈银笔传高士

醉掷金貂上酒楼

未老已沾秋气味

有生如被梦勾留

此身可是无仙骨

石火光中闹不休

老师的墨宝，洒脱有仙气，我视如无价珍宝，亦真实体会到他对两岸关系的关怀与无奈。至于后来南老师移居上海，2006年后常住太湖大学堂，往来宾客中，看热闹，抢拍与南师合照者众，众生相自然如此。亦所以见孔子"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诚不我欺，从此深深体会到南老师是如何的无可奈何了。

心性之学方法论的基础与初探

南怀瑾老师的心性之学，远迈王阳明的心性之学，直接孔孟的心性本体。他在评论王阳明四句教的矛盾中说：王阳明的四句教，在哲学上叫三元论，不是一元论的本体了，那就成了问题。王阳明的四句教如下：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南师认为这个心之体，是和"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不同。第二句的意之动，这个意是思想的作用，本体的功能发用后就是意志，这时候就有善有恶。如果本体是无善无恶，没有善恶的种子，何以本体起用后，却有了意志而有善有恶呢?第三句的知性也是本体功能所发，既然心之体是无善无恶，何以本体所发的良知却能知善知恶呢?南老师认为，只有第四句是对的，也就不予批评了。

南怀瑾老师认为佛家的明心见性、道家的修心炼性、儒家的存心养性都与脑的科学有关，与认知科学、生命科学接轨。读者或可参看《念力的秘密》(梁永安译，2008年)和《念力》(2012年)两本书。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修身养性之论，及孔子提出"仁"的理念，非经验现象的概念，亦非简单的"仁者爱人"之论。孔子所谓的"仁"，整个生命通体是悱恻之感的忧患意识，是梁漱溟所谓的"敏锐的直觉"，即自家生命与其外在的事事物物具有一种敏锐的感应，而发出恰当的、合乎中庸之道的适当响应，即是仁者，亦是智者。这种智附属于仁，开启了中国文化的道德价值体系，也便是当代所谓的科学意义，未能有效地撑开，此点为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人的哲学著作中所用心的地方。

不过，中国的心性之学，必须在实际的行为体验中，求默会或证悟其本来具足的面目，其默会所知超过语言文字论述之外，诚如科学哲学大师迈克尔·波兰尼在其《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1966)一书中所说："吾人所能知者，超过所能言说者。"这种知识，现在叫"默会知识"。自90年代起，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种"默会知识"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南老师的心性之学，与唐君毅、牟宗三两人，乃至于与熊十力等人所走的路线不同，他融会贯通儒释道的一套修行法则和程序，重视真参实修的功夫，不强调逻辑推理的方法(当然也没有排斥的必要)，所以他的著作句句是生命体验的真实流露。他不在乎他人从学术上或理论逻辑上对他的著作批评，因为他们的所言所行是"知行分离"的，与心性之学的全体大用毫不相干，所以没必要去辩驳，以免浪费时间和生命精神。

南老师心性之学，越过清朝将近三百年的考据之学，他并不满意朱熹等人的宋明理学，在他所著的《原本大学微言》中，对儒家的修行功夫与方法提出独到的见地，并据此而有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评语。读者若据此再与南师早期所著《禅海蠡测》，及《如何修证佛法》《禅与生命的认知初讲》等书合参，必能逐渐摸索出他的一套修行法则来。不过还是那句话：不能沉迷于文字上的逻辑推理，指东说西，反而走上心性之学的歧路。至于怎样正确看待南师的心性之学，这在科学哲学上有下列三点说明：

一、注意库恩所谓"典范移转"的意义

库恩在1962年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完成此一巨著。当他在哈佛大学修读科学史博士时，有一次为了准备受邀演讲内容，详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无论怎么看都看不懂，甚至认为满纸荒唐言。于是库恩发出疑问，何以开创西方文明三巨头之一的亚里士多德有此荒唐言论?经此一问，多年后才恍然大悟，只要转换世界观或观察的方式，就能将过去视为荒唐者突然变成条理井然、前后一贯的体系。库恩从此写出《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本划时代的巨著，流传至今或将永垂不朽。

库恩指出科学革命的过程是如下的一种流程：

假定P1是牛顿物理学典范，其世界观，即观察世界的方式是"时空绝对论""唯物论"与"直线思维"。如此这般的观察方式，形成了所谓的常态科学，成为教科书的来源。当科学愈进步，研究员发现愈多物理现象，难以常态科学的观点解释，当无法解释的异例愈来愈多时，就发生了"典范革命"。在典范革命时期，百家争鸣，莫衷一是，直到新的典范出现。在此假定P2是爱因斯坦典范，从此观察世界的方式变了："时空相对论""心物一元论""非线性思维"，成为常态科学的主流。

由此可意会者，南师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常态科学观点，走一条中国原生文化本来具足的心性之学。经孔孟承继道统，又经宋明理学家的歧出和清朝的扭曲，直至近人唐君毅、牟宗三两人的学术贡献，我们后人也要肯定其应有的价值，但更要尊重南老所走另一条以实参修证为主轴的、非学术亦学术的道路。南老师致力于恢复中国传统的道学或心性之学，开启了新时代学术文化的新典范。

二、默会知识具有更多更丰富的内容，当代人不可轻易地以有限的外显知识随意否定

前述迈克尔·波兰尼认为这种默会知识，比外显知识内容更多、更精彩，因为难以言说表述，故又称为"个人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与"内隐知识"不同，后者是一种可说但不愿说的知识。

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述的知识叫"默会知识"，这种知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流行但很快衰退的逻辑实证论中异军突起。当时那些仍受逻辑实证论典范影响者，必责默会知识为荒唐无知。好比如果你以逻辑的、感官实证的角度来贬抑南怀瑾老师的著作，但南老师风度潇洒，他绝不与你辩论，说不定他还与你化敌为友。凡例甚多，大陆一位搞哲学的企业家即为一显例。

其实，"默会知识"在中国传统原生文化中随处可见可知。古人说："言有尽，意无穷。"《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最后他仍要说，那些都是文字般若，而非实相般若。南老师生前曾叮嘱我，《庄子》一书要看百千万遍。《庄子》书中曾比喻说，凡语言文字所能表述者，皆为糟粕，而真正的精华是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达的。儒释道都同此一理，读书能悟此理定有收获。

如果有人指出文章该当如何批注，如何考据方为严谨，我亦将学南老师，谢谢你的指教，但重点是你要悟出文字外的理，才是正办。深受逻辑实证论影响者，必须早日抛弃其世界观，才能进入南师所开创的新典范，即孔孟原生文化的心性之学，才能悟知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时代来临，"默会知识"才是企业竞争的实力来源。

三、理性思考的直线关系与直观智慧的非线性生态体悟

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思想一样，必须处理"实在"的非感觉经验。这种感觉经验，往往不是理性思维所能发生功效的。愈是严谨的数学语言，愈失去其描绘"实在"的弹性。因此，"概念""型模""理论",只能近似地描述"实在"，成为一种地图，而非真正的地理形状。对于地形弯弯曲曲的，仍有赖于暧昧的语言，以保持若干程度的弹性，才能有效地接近"实在"。甚至有时候，必须抛弃语言或概念的理性思维活动，让直观的活动突然产生有创造性的洞见(insight)。而理性知识是一种抽象概念和符号的系统，也是一种直线的、序列的结构，因此是有其限度的。相反的，生态体悟是宏观把握，来自非线性系统的直觉。

直观洞识能力，在组织高层中具有相当重要性。位元阶较低者，愈需要也愈有可能在稳定的系统内掌握少数的变数，而从事理性的分析；但在高阶层者，因为当面临各种复杂的，突发的危机，根本难以做出理性的分析，此时就需要直观的智慧，当机立断，宏观地把握。同时，理性分析与直观把握是互补的，两者并不冲突。科学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有几本名著，其中之一即《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即可参证。

其实，行为的真参实修，即是培养直观体悟的能力。南老师在指导禅坐时，再三叮咛，放弃逻辑推理的思考，从数息观中慢慢培养直观的能力。所谓直观能力，人人本自具足于心性中。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又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孔孟的心性之学，从仁、义、礼、智内在本心中，开启道德价值之源，成为礼治的基础，使人有耻且格。当前社会因技术理性过度膨胀，失去人际互动的真诚往来，所以难以建立"社会资本"，因而在政治与经济场域形成尔虞我诈的氛围。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只停留在短期的实用境界中，非长治久安之道也。

兹再举一例，以明西方逻辑推理之细腻与中国直观智慧的全域把握，两者各有所长，但绝不可以西方逻辑推理之便，随便否定直观智慧全域把握的心得。吾人应知"平常心是道"，有境界者闻之即悟，有道者暖暖内含光，用不着将自己的生命工具化，去追求"出类拔萃"的风头；可渐悟者，必须一步一步推理，而得出结论。试以学开车为例：

第一阶段叫"无意识的无能"，此时对自己不会开车，认为无所谓，即为无意识的无能。

第二阶段叫"有意识的无能"，此时因受外界的刺激，而警觉到不会开车这种无能是一种损失，这时想学开车的意识，成为训练需求的开始。

第三阶段叫"有意识的有能"，此时因参加驾驶训练而获得驾照，骤然有兴奋之情。虽已会开车，但仍有兴奋之情，以致开车可能误事。

第四阶段叫"无意识的有能"，此时将会开车视为稀松平常之事，而无意夸大。此时境界即达"平常心是道"的境界。

《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即类似此四阶段的分析。头三年，庖丁停留在感官目视的阶段，后来到了形而上的"神遇"阶段，这就是前述已取得"默会知识"的境界。到此境界，语言或逻辑的分析已属多余的事，得到形而上的神遇或"默会知识"，也难以言说，只好叫你参，行以求之或行以知之，局外人的谩骂与赞扬，皆身外之物，与我何干?

以上三方面，均涉及科学、哲学的严肃问题，吾人不能以当今常态科学的角度随便评论。南怀瑾老师生前非常重视当前脑神经与认知科学的发展，他认为科学的发展将朝向与儒释道心性之学相通的方向融会贯通。尤其是佛法"心能转物"的科学发展，将对人类深有启发。世界知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圣吉有所谓的"系统思考"(system thinking)，在他追随南师学习禅定的十五年之中，亦对此一看法深有体会。

南怀瑾老师在中国文化史上将来可能的地位

我之所以写作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替南老师辩护，我知道他老人家不在乎这些累赘的身外之物。他要我看《庄子》百千万遍，早就看透我的思维倾向，须以庄子思想来调剂之。我虽然只看了两遍，果然受益匪浅。我还发现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在1984年出版的《混沌中的秩序》一书提出，新的自然正在形成，与《庄子·天运篇》相通。

《庄子》："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又说："外重者内拙""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这些话与《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道理相通。儒释道三家着重点或有不同，心性修行功夫或简要或细密，亦各有不同，然同样重视诚意正心修身之学。

近三百年来的西方牛顿物理学典范的世界观，为爱因斯坦典范所取代，量子理论的心物一元论取代了唯物论。21世纪科学的发展，又掀起心能转物的研究趋势，则吾国心性之学，当有重振的一天，以挽救技术理性过度膨胀的时代文化。诚如陈寅恪所说："华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原生文化，是为中国文化的第一波文化，以孔子集大成。第二波文化，儒学兼吸释道而形成宋明理学，但与孔孟之学有所偏离，所以南老师亲写《原本大学微言》，厘清一些观念。第三波文化，乃对西方盛世文明的消融贯通，并吸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不过，没有复兴中国传统的道学或心性之学，人际间互动的真诚难以树立；没有心性之学的基础，人的自利与欲望也难以使经济与环保相互协调。

因此，第三波的中国文化，必须恢复孔孟的心性之学，除了一般哲学或学术的疏通之外，最重要者，当属修证体悟孔孟心性之学，融合儒释道三家的精华，行以求知，则南怀瑾老师所开拓的文化新境界与修行功夫，将更值得现代与未来的治国者与修道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