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魏承思的人生多番转折、跌宕浮沉，与南怀瑾先生有着极为深厚的师生情谊。他们有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理想，并在太湖之畔，殚精竭虑地让理想“照进现实”。“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人生浮沉间，他是我的引导者

记：魏老师您好，很高兴认识您！今天，我们特别选择位于温州的南怀瑾书院与您连线。您以前到过温州吗？

魏：我到过温州，但已是 40 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还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名大学生。那时候，我潜心研究佛学。大二还是大三那年，我从杭州一路过来，来到温州江心寺考察学习。

记：我看过您的履历，曾在政府任职，也曾在高校任教，后又留洋学习，再返回香港从事媒体工作。然而无论人生怎么变动，您始终潜心研究佛学，而南怀瑾先生刚好是您佛学上的老师。您在佛学上的坚持，是否与南怀瑾先生有关？

魏：其实是很偶然，我是先学习佛学，后才接触到南怀瑾老师。他在佛学上的研究，给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后来就一直跟随他学习了。我这一生中有很多很多的老师，而他是在佛学领域给了我最大影响的那位。我这一生也有很多转折之处，冥冥之中又与南怀瑾老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可以结合我自身的经历，谈一下我和南怀瑾老师的人生交集。

我 1951 年出生在上海一户中产阶级家庭。我祖上是浙江余姚人，一直是乡里望族，后因时代变迁，家道中落。但祖母和父母对我的言传身教非常好，我正直的人格与好学精神，在小时候就培养成了。

我 21 岁那年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师资培训班，之后在一所中学任教。但我非常向往去读大学，于是在 1978 年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用 7 年的时间读完了本科和研究生。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转折点。当时我的志向是专心致志地走学术道路，梦想创立一个史学新学派。

1985 年，我研究生毕业，人生再次发生转折，我独立不羁的性格没办法忍受按部就班的人生轨迹。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向我招手，我遂弃文从政，供职于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室。正逢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我参与设计了上海文化发展蓝图，真是眼界大开，可大展宏图！我觉得自己正渐渐从书桌走向了社会，从政治的旁观者变成弄潮儿。

然而，谁都没办法料到之后的风云突变，仕途中止。重挫之下，我尝尽世态炎凉，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价值观也开始瓦解和重构，下决心重回学术界。

重拾学术，需学贯中西。我在 40 岁那年，别妻离子，负笈异邦，进入了美国洛杉矶加大（UCLA）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在那所世界级大师云集的百年高校里，我真正接触到西方文明，思想上有了进一步突破。但是，那却是我的人生又一次的低谷，蹩脚的英文程度、窘迫的财务状况，把我逼进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94 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投身香港传媒界。从此，十多年间，我先后在多家杂志、报纸、电视、新媒体和出版社工作。这段经历让我得以纵横海峡两岸暨香港，广交三教九流，追踪天下风云变幻。

而我心心念念的仍是学术。我始终认为，传媒只是职业，而学术则是我毕生的事业。我在工作之余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社会学，2001 年，已到知天命之年，终于拿下博士学位。

2008 年，在财务相对自由之后，我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到太湖之滨跟随南怀瑾老师进修，重新系统学习佛学和中华传统文化，也陪伴了南老师的人生最后阶段。

回望过去几十年，我下过乡、教过书、当过官、留过洋、办过报、学过佛，人生可谓丰富多彩。而南怀瑾老师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名引导者。

记：您还记得和南怀瑾先生第一次接触吗？您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他？

魏：当然记得。我第一次知道南怀瑾这个人，是在 1980 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大三的时候，刚刚开始接触佛学，四处搜罗佛学经典。那年，香港的何泽霖老居士给我寄过来一批书，其中一本就是南怀瑾老师所著。书中观点非常新颖，恰好解答了当时我对于佛学的一些疑惑。而且作者引经据典，思维广博，很让人佩服。

我一看作者名字，是“南怀瑾”，还以为是位古人，因为从措辞、用典的风格上来看，都是古人的风格。极大的好奇心驱使我四方打听他，才了解到他是一名现代学者，便开始有意识地搜寻他的著作来学习。

第二次接触南怀瑾老师，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一位朋友向我介绍刘雨虹老师，说她代表南怀瑾与复旦大学出版社洽谈，计划出版南怀瑾著作。我这才知道南怀瑾老师在香港定居。我向他们建议先出版南怀瑾老师的文化类著作，例如《论语别裁》等。后来，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促使了南怀瑾老师著作的顺利出版。

第三次接触南怀瑾老师，是 1995 年左右，我第一次见到了他。1994 年，我从洛杉矶返回香港工作，我四处寻南怀瑾老师而未遇。后来，在一个“海归”聚会的场合，偶遇赵海英博士，她说可以带我去见南怀瑾老师，我真是喜出望外！那是在一个周末的傍晚，我到了香港坚尼地道南怀瑾老师的会客处，一房间的人都在那儿等候了。六点左右，一位仙风道骨的长者拄着手杖飘然而至，一袭长衫，满面春风。

他果然是我向往已久的南怀瑾。

那时候，我还有一点担心，不敢说出以往在政府工作的真实身份，怕引起误会，让海英介绍我是《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即可，哪知道那晚居然遇到了当年在上海相识的刘雨虹、陈定国夫妇，我的“真面目”马上被戳穿了。然而，老师并未对此介意，之后，他常常把这个插曲向台湾友人介绍。想来，这还真是佛家的不起分别心啊。

我至今还记得那晚在饭桌上的情景。当时，客人们出于对他的恭敬之心，谨言慎行，我因为生性豪放不拘，在酒酣之余放言高论。想必当晚海英是为我捏一把汗的。不料在我向南怀瑾老师告辞之时，他竟然说：“你是个有匪气的文人，我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今后随时上来吃饭聊天！”从此我就登堂入室，成了他饭桌上的“常委”，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去坚尼地道。

“人民公社”，是大千世界的缩影

记：这段经历听起来非常有趣。魏老师，那时候南怀瑾先生设在香港的“人民公社”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人与事？

魏：那时候，“人民公社”主要由两拨人组成，一拨被称为“常委”，这是个“基本盘”，都是固定的一些人，大家经常碰面，我就是“常委”之一。另一拨则是不固定的访客，是来来往往于香港的社会名流，来拜访南怀瑾老师。

我是很受南怀瑾老师喜欢的一位“常委”。原因有三，一个是我跟他对话从不唯唯诺诺，我不把他当神，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而他恰恰喜欢这一点；其二，我是浙江人，他讲话会带一点浙江口音，有些人可能会听不懂，而我都听得懂呀；其三，我学历史，很多历史的来龙去脉，我可以跟他畅所欲言、对答自如。

此外，南怀瑾老师滴酒不沾，大家在他那里很少饮酒，我却很喜欢把酒言欢，竟然被南怀瑾老师特许“酒权”，为饭桌增添生趣。他知道我好酒，在后来的日子里，经常会藏那么一两瓶好酒，留着在与我见面时送给我。有时候遇到一些好酒的客人，他会给我打电话，乐呵呵地喊上我去作陪。

在我印象里，南怀瑾老师的“人民公社”，是完全不同于官场的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职务的尊卑之分，也没有利益的冲突交集，充满着坦诚和融洽。南怀瑾老师以其超俗的风范、深刻的思想、机智的语言，以他的人格魅力凝聚着大家。

在“人民公社”里，我们这些“常委”和他互相熟稔了，亲热得就像一家人，往往在送走客人之后，还会陪他聊一阵儿天，大家听他讲故事，说笑话。老人家说得高兴了，还会离座手舞足蹈地即兴表演！他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跟我们模仿那些民国时期的名人，那叫一个惟妙惟肖！我们常乐得拊掌大笑。

那时候，“人民公社”门户很松，三教九流，只要有熟人带路，一般就能上得他的饭桌。有两岸的文武官员，有银行家、艺术家、企业家；有小商人、名教授、大学生；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有美国的外交官、法国的汉学家、印度的金融家和韩国的和尚，也有江湖上的兄弟大哥……他是有教无类，对来客不起分别心，除了不太愿意见媒体——主要是不愿被媒体打乱平静的生活。

在饭桌上，南怀瑾老师对来客提出的各种问题，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有时候会引用一段先哲的话，有时候会背古人的诗词，往往一句话，意思就全在其中了。

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有一次，我带文学家刘再复去做客。南怀瑾老师问他最近在做什么，再复说在研究《红楼梦》，老人家随即说自己喜欢书里的诗词，便一首首地背起了《红楼梦》里的诗词来，又说更喜欢太平天国石达开的诗，有豪气，居然一口气背诵了好几首冷僻的石达开诗词。

我还记得，当时宾客里有一名入境处官员林先生，他当时听了南怀瑾老师的话，为香港回归做了很大贡献，后来遇车祸成了残疾人。老师千方百计帮他寻医访药，每次林氏夫妇来做客，他都待之如上宾。南怀瑾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从来不会忘记任何对民族、国家做过好事的人。

记：南怀瑾先生的“人民公社”是否也随着他后来的迁居一直保留下来？包括他后来在上海和江苏吴江时期？

魏：是，“人民公社”就这么一直延续下来。2002 年以后，南怀瑾老师常住上海，饭桌也就随他搬到了上海番禺路长发公寓的住所。2006 年，当他定居吴江庙港之后，他的饭桌自然又成为太湖大学堂的中心。而在吴江时期的“人民公社”又与香港时期有了很大不同。现在想来，也很是感慨！

吴江时期，南怀瑾老师年纪越来越大，想见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得不有人把关。一般人也就不容易成为他的座上客了。除却从前的老学生，此时的来客非富即贵，却也不如香港时期的纯粹。有党政官员，有富商大款，有官二代、富二代、秘书帮，还有过来表演特异功能的。他们很少有真来寻师问道的，都过来问神通、问官运、问财路、问婚姻、问长寿，真是什么人都有啊！还有人慕名而来，扯上他合个影，就拿出去炫耀自己是“南怀瑾的弟子”，似乎精神境界就一下子能拔高好几个档次。

那时候，南老师很无奈，常说自己是“陪吃饭，陪聊天，陪笑脸”的“三陪老人”。但他总是以佛家的慈悲语、和善心、柔软语使来客生喜乐之心。

不过，南老师对客人也有非常严厉的时候。曾有几位银行的高层去见南老师，送他一套 18K 金雕刻的《心经》，然后说，准备以每套 3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上市发行。

南老师非常严厉地说：“你们既然送来了，我不好拒绝。这里是一张 3 万元的支票，就算我买下来了。但你们用佛经来赚钱，将来是要背因果的！”事后，他说，违背教理戒律的行为必须指出来，我们绝不能用佛法去做人情。

我常觉“人民公社”就是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是人生百态的一个舞台，我在这个舞台上见证了人事的流转、时代的变迁，也见识了喜乐嗔怒的庞杂人性。

唯有“经史合参”，才能掌握国学精义

记：魏老师，曾有新闻报道，您与南怀瑾先生在香港期间朝夕相处了两年。那时候，您应当是在香港新闻单位供职吧？怎么有时间与南怀瑾先生朝夕相处？您觉得他在佛学方面有哪些非同一般的造诣？

魏：首先，我要纠正一点，这个新闻报道有误。囿于现实原因，我未曾与南怀瑾老师朝夕相处，所以有时候媒体报道不可轻信。那时候，我在香港《明报》主笔，每天下午三点进报馆，次日凌晨一两点下班，睡五六个小时就要起床。那时候，我还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每个星期还要起一个大早赶赴沙田的中文大学去修博士课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与南老师朝夕相处呢？我只是在每个周末准时去坚尼地道，去“人民公社”见老师。

但是，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我的确是在南老师的引领之下，真正走向了学佛的道路。我在大学期间就接触佛教，并潜心研究，也就是那时候接触到老师关于佛学的理论，这个你是知道的，但那时候我只是把佛学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虽然早年就出版了几本佛学著作，充其量也不过是“口头禅”。后来，我是在老师的引导之下，才开始进行佛门实修。

我长期受科学主义的浸润，对禅坐一类的佛门实修不以为然。又因为工作非常繁忙和辛苦，我常筋疲力尽，面容憔悴。1996 年春节前，南老师要赵海英通知我，大年初一去他的寓所“打禅七”，这可是极个别人士才享有的待遇啊！我那时候却不识趣地拒绝：“家有高堂稚子，已订好机票要回家过年。”后来有一天，南老师见我面色疲惫，又一次劝说我：“尽管你不信佛，打坐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不妨一试。”

我那时就半信半疑地跟着大家学起禅坐来。坚持了大半年，果然有起色，虽然工作压力不减，但朋友再见面时都说我面色红润，判若两人。那时候，我就养成了打坐的习惯，每年春节也留在香港，跟随着南老师“打禅七”。但我那时候并未将此与学佛联系起来，只是纯粹当作一种养生之法。

1997 年，南怀瑾老师又一次把我叫去谈话，他说，我是个可造之才，要传我“心地法门”，说能把此法修成的人不多，望我持之以恒。他还说：“你十多年以后也许会出家。若如此，则必成一代大法师。”那时候，我没弄懂“心地法门”是怎么一回事，也没动过出家的念头。后来，在吴江期间，我将此事旧话重提，南老师听罢哈哈大笑。他说，当时见我仍将佛法当学问，想把我哄入佛门。且知道我功名心切，不这么忽悠我，我哪肯认真实修？所以，南老师实在是因材施教，根据个人不同的秉性根器，施以不同的诱导之法，真是煞费苦心！

2008 年，我跟随南老师去往吴江，协助他兴办太湖大学堂。那时候，我已真正走向佛门实修之路，并协助老师开办了太湖大学堂大型“禅七”。回想起我这一路上心路历程的转变，从不相信到尝试，到真正成为其间的参与者，进而回想到在此期间，南老师循序渐进的引导和其中的良苦用心，我的感激之情实在不知如何表达。

在跟随南怀瑾老师学佛的过程中，我的思维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认为只有用他所提倡的“经史合参”的方式，才能学通学精、融会贯通，真正学懂中华传统文化，掌握中华文化的精义。

什么叫“经史合参”呢？以《孟子》的授学为例，所谓“经”，是《孟子》七篇的本经，所谓“史”，是指孟子所处的时代，如齐梁等国当时约略可知的史料。

我们除了《孟子》本经之外，还要配合战国时期相关的历史资料，来说明孟子存心济世的精神所在。所以说，教条式的死记硬背，总是让人存在着不是绝对信服的心理，的确是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此外，西式教育是分门别类的，大多数是将人类文化知识硬生生分开，学某个专业，就等同于要成为专攻一门的专家。我们现在的分类也是如此，就算是学个历史专业，也有着古代史、现代史的区别，古代史还有着唐史、宋史、明史之类的划分，这样其实是不利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学习。用这种方式来学习传统文化，往往是支离破碎的。

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呢？南怀瑾老师说，中国在秦汉以前，儒、墨、道三家几乎涵盖了全部的文学思想，到六朝以后，换了一家，儒、佛、道三家成为文化主流。这三家说到底有什么泾渭分明的区别吗？其实，它们之间是相互杂糅的，这才构成了庞大的、极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以《史记》为例，这是一部史书，但又是一部不朽的文学作品，那些人物传记写得栩栩如生。它也可以看作一本哲学著作，内容上夹叙夹议，还有特别精到的作者观点与评论。而应用的观点，时而会偏向道家，时而又会是儒家思想，而儒、道之间又有交叉结合。

因此，一个人必须深入儒、佛、道三家学问，由博返约，融会贯通，才能掌握其中的精义。南怀瑾老师因为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治学门径，他不同于一般学者，他能出入于儒、佛、道之间。

所以跟着老师学佛学，是以能“博”“专”结合，这能给人极大的清醒感、透彻感，在学问上可谓是能举一反三，通一牵百。

魏承思著《两岸密使 50 年》

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者

记：魏老师，我知道您是《南怀瑾全集》前言的写作者，还写了一本《两岸密使 50 年》，讲述了南怀瑾先生在为两岸交流方面的贡献，可以介绍一下此书的创作背景吗？是不是也为了更好地传承南怀瑾先生的思想？

魏：2000 年，我的老友来新国先生和陈知涯将军打算出版《南怀瑾全集》。南老师指定我来写前言，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下来。动笔之前，最难的是如何给他定位。我最终定位老师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者”。我想，这是我所写前言最大的意义之所在。

南老师一生行迹奇特，常情莫测。年少时即广泛涉猎经史子集，礼义具备，诗文皆精，并习各门派武术，毕业于浙江国术馆。早年钻研道家，青年时代发心学佛，遁迹峨眉山，在大坪寺闭关三年，遍阅《大藏经》。出关下山后，深入康藏地区参访密宗上师。

因而，有人称他为国学大师、易学大师，有人称他为佛学大师、禅宗大师、密宗大师，也有人称他为当代道家，但每一种说法都只涉及他学问人生中的一个侧面，他也从未以此自居。我曾经在文章中称其为“当代大隐”，如鬼谷子、陶渊明、孙思邈等，他们虽然对世事洞若观火，却宁可选择闲云野鹤的人生，而不愿出将入相，食官家俸禄，可是南老师并不认同这样一种人生定位。

后来想想也确实不妥，南怀瑾老师一生为续中国文化的命脉而奔波，到了台湾以后，担任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等校教授，后又创立东西文化精华协会、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十方书院等文化机构。1985 年，南老师离台赴美客居，直至 1988 年到香港定居。先后创办美国弗吉尼亚州东西文化学院、加拿大多伦多中国文化书院、香港国际文化基金会等。前些年，更是在世界各地华人社会推广儿童诵读东西方经典的文化运动。

他的人生岂能用一个“隐”字概括？于是，在写序言之前，我花了半年多时间，将南老师已出版的所有著作重温一遍。温故知新，所得甚丰，准确地说，他应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者。对于这样一个人生定位，老师是认可的。因此，当我据此写成上万字的《南怀瑾全集前言》送他审阅时，他一字未改地嘱咐送交付印。

如今南老师仙逝，任何学生若将他定义为一个“文化学者”、“国学大师”，或搞出“现代造神”运动，将他曲解为一个“宗教人士”的话，我认为都是对他的不敬。

事实上，南怀瑾老师一直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人。他名声极大，真正精通他思想的人却非常少，这么多年以来，他的学术、思想没有被总结过。大家都是瞎子摸象一样，摸到一部分，就说自己理解的那一部分。所以，那时候我很想系统地整理他的思想与贡献，出一本传记。而《两岸密使 50 年》的写作，原本是为了做老师的传记所整理出来的资料。

那时候，大陆与台湾尝试着恢复往来，有了彼此之间试探性的接触。南怀瑾老师成了其中的纽带、桥梁，他从中斡旋，做出了很多贡献。写《两岸密使 50 年》时，我认认真真地听了他与两岸来使沟通交流的所有录音，他晚年兴建金温铁路，为促使两岸对话交流出谋划策，为家乡故土的发展殚精竭虑……老师为国为民的情怀多次让我感动不已。

如果说《南怀瑾全集》及其序言是为传播他的思想，《两岸密使 50 年》则是想向众人展示一个真实、全面的南怀瑾。

记：听说在太湖大学堂筹建期间及其运营过程中，您是重要的参与者。那时候开办了哪些课程？南怀瑾先生给您哪些具体的指导，您有哪些成长和收获？我们都很好奇，在太湖之畔，中国传统文化是通过怎样的模式，如同星星之火一般传承开来？

魏：进入新世纪之后，南怀瑾老师很想在大陆找一个清净之地叶落归根。他始终认为，大陆才是传播国学的根源之地。

那时候，我们几个学生在杭州、苏州东山、上海淀山湖等地都看过好几块地，都不是很满意。那时候，老师归心似箭，一次去吴江庙港镇参观一位台湾老学生的工厂，看到太湖边风景如画，当场就拍板买下 300 亩滩涂地，计划在此造屋归隐，这就是后来的太湖大学堂。事实上，庙港那块地并不太适合居住，它属于滩涂地，所以在建设过程中几经周折。直到 2006 年才初具规模。

大约在 2002 年至 2006 年那段时间，在太湖大学堂建成之前，南老师逐步迁居到上海。他一度邀请我去担任他的助手。2002 年年底，我正准备去香港《成报》出任总编辑。有一天，南老师把我叫了过去，他说，他打算回大陆定居，希望我与他一同回去。他还跟我讲：“我知道你要养家糊口，人家现在给你多少待遇，我就给你多少待遇。”

但那时我已签约《成报》，一批旧同事因我而准备“跳槽”去《成报》，南老师见我面有难色，不等我分辩就说：“你回去考虑三天，若不想回去，今后也就不必认我为师了。”回家后，我整整三天无法入睡，后来给老师写了一封传真，表示我确有难处。我说，师生名分既定，不想做专职秘书，变成雇佣关系。等将来有朝一日能卸下家庭负担，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一定前来侍奉左右，尽微薄之力。南老师见信后，让人转告我：“那就依你的意思吧！”

此后，南老师往来于香港和上海两地，渐渐在上海的日子愈长，在香港的时间愈短。大概一个月左右，我就会奔赴上海去看他一次。每到上海，我就在他的寓所边上找个小酒店住下，晚饭时，依然像以前那样陪他聊天。有人送南老师好酒，他就密藏在床底下，知道我要去了，就叫人拿出好酒准备。他在饭桌上总是跟大家说：“承思酒德酒品好，他可以畅饮，你们没资格像他那样喝酒的。”现在回想，那真是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

2006 年前后，庙港那块地初具规模，南怀瑾老师决定从上海移居太湖之滨， 创办太湖大学堂。老师洞察世事，很有智慧，明确表示，太湖大学堂不是宗教场所，也不是教育机构、社会团体，只是私人闲居讲学场所。

在大学堂创办不久后，老师就问过我，如何规划这一块地？我当时拟了个草案，其中包括研究所、南怀瑾著作编译所、大讲堂、网上传统文化教学中心、海外汉学家进修中心。老师不置可否，却问我：“谁来做这些事呢？现在还有这么些能用的人才吗？”

这个问题触动了我，它迫使我去思考一些人才培养的方法。后来我跟他建议，我说我们这一代的国学都是半路出家，成不了气候，应该从小培养。不如效仿民国的无锡国专，在这里办一所国学专门学校，每年从贫困地区招收 20 名天资聪颖的失学儿童，学制 10 年，专教经史子集，10 年之后，这 200 名毕业生中，或许能有十多个成为真正的国学人才，传统文化自此薪火相传，不绝如缕。他们的生活费用，则可以由我们这些老学生认领。

老师对这个慈善与教育相结合的倡议非常赞成，派我去和苏州负责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商谈。朱市长听完整体设想后告诉我，想法不错，但不遵照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只教授国学的话，是违反九年制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于是这个设想也就放弃了。后来，办了吴江国际实验学校。该校在政府规定的教学大纲之外，又增加了一些国学内容。

2008 年夏天，我结束了在香港的工作，来到吴江，在南老师身边常住，履行我当年的承诺。那段日子，生活很是悠闲平静。早晨在禅堂，下午读书，晚上听他讲经。我跟你说过，南老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真的像个老顽童，常迸出很多新鲜有趣的念头。一会儿说，要养几头毛驴，和我各骑上一头，在湖堤上柳荫下溜达。

一会儿又说，在湖边建个亭子，可以和我一起在亭子里赏月。他甚至在大学堂开了个咖啡馆，结果没多少顾客，都是他老人家掏钱请我们几个学生喝。

2008 年 9 月，吴江国际实验学校开学，首批接收了 29 名 5—9 岁的学童。南老师要我教他们《千字文》和《幼学琼林》，帮他们打好国学基础，他还亲自上了几堂示范课。学校教师的古文基础也不太好，我就又在放学后给教师和大学堂的员工们讲《古文观止》，大家都很有兴趣。没想到，后来慢慢促成了国学经典导读讲习班，以及后来在太湖边的“禅修”。

有一天晚饭之后，南老师说，现在很多人想读佛经，但起码的古文基础都没有，怎么读佛经呢？不如办一个国学经典导读讲习班。他让我领着大家学点古文，并当场指派斯米克老板李慈雄先生做班主任，负责办班的行政事务。

当年 12 月，讲习班在上海虹桥迎宾馆开学。南老师很是关切，怕我太学究气，学员们会听不下去，派了好几个大学堂的师兄弟来旁听。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打电话过来，询问课堂状况。直到我一口气讲了 8 个小时，学生们还不肯散场，老师才如释重负。

这个讲习班从此坚持了下来，每月一次，持续了一年。讲习班轰动一时，学员们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赶过来，有深圳的、北京的，他们甚至坐飞机过来听课。这种对于国学的热忱让我很是感动。

我重回上海讲学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到了 2009 年 6 月，复旦大学校友读书会和宗教研究所邀我去做一次讲演。那时候，我也很有一种“穿越感”，记忆一下子回到 20 年前的夏天。我告诉南老师，在 1989 年 6 月，我曾在复旦大学做过一次“禅与人生”的讲演，但那时候讲的是口头禅。如今有了一点实修的体会，还想以同样的题目再讲一次。南老师极力赞成，他还教了我一点讲课策略——他吟诵了唐人王播的诗：“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让我以此作开场白。

那次演讲完毕，听众们久久不愿散去，他们说有一个“禅学会”，还想来太湖大学堂跟着学禅修。我回去向南老师汇报，南老师说：“如果他们答应了三个条件：一、禅修七日每天坚持坐禅九枝香；二、七日内专心禅修，不准使用电脑手机和外界联系，不准脑子里还想着生意经；三、吃素七日，我就亲自带大家禅修。”我对复旦禅学会的负责人一说，他们当即表示愿意遵守。

9 月 13 日到 19 日，一百多人齐聚太湖大学堂学禅修。南老师不辞辛劳亲自带领大家，打破日常起居时间，从早到晚在禅堂里。我们打坐时，他来回走动巡视，观察每个人的身体和神态变化，不断纠正大家的姿势；我们行香时，他手持香板在一旁注视，突然间一声香板站停，让大家体验刹那间的定境；我们休息时，他端坐于讲台上，给大家开示说法……一连七天，从无间断。这可是九十多岁的老人啊！

还记得禅修的头一天，南老师让大家先看了两段录像：一段是今日中国寺院里僧人禅修的画面：七扭八歪；另一段是现时日本寺院里僧人禅修画面：气宇轩昂。

对比之下，南老师说：“禅宗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今东瀛邻国还保留着，难道在中国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要失传了吗？”说到痛处，南老师老泪纵横，在场学员无不为之动容。这是老师最后一次主持禅修。

2010 年，国学导读班结束了。我和李慈雄兄建议再举办《管子》或《资治通鉴》的讲习班。最后，决定先讲《资治通鉴》，帮助学员们鉴古而知今。老师嘱我拟定办班计划，花三个月的时间，让学员读完六十六卷《秦汉纪》和八十一卷《唐纪》。

为了推进课程，我们把 100 多名学员分为 10 组，大家分头在家预习。4 月 10 日开班一天，5 月和 6 月各有三天在大学堂集中。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集中交流，晚上老师答疑解惑。原先说好由南老师教授，我当助教。然而，南老师执意要加上我的名字，并由我主持集体讨论。我知道，他是有意赶鸭子上架，想让我慢慢接下大学堂的教学任务。我也不敢有怠慢，免得辜负了南老师的信任。

那时候，我每天十多个小时阅读《资治通鉴》，把每一卷的要点和思考题写下来，用电子邮件发给所有学员。南老师见状，一次次叮咛我要注意休息，不必过于认真，以免累坏了身体。可是他老人家自己却不顾年迈，每逢集中讨论时就早早起身，在房间全程观看现场视频转播，及时补充阅读资料和思考题，晚上两个小时则亲自上台讲解。学生们怕他劳累，一遍遍地催他休息，南老师总是嫌讲话时间不够。那时的讲习班秉承南老师“经史合参”的学风，将儒释道的经典与历史记载比较、融会，来参究人生和社会的哲理。参与者曾用“震撼”两字形容此次学习历程。

人历长途倦老眼，事多失意怕深谈

记：南怀瑾先生是中华文化的弘扬者、传播者，在他的影响下，在你们这些学生的努力之下，国学日益兴盛，如今还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2012 年南怀瑾先生的去世，让很多人悲痛不已。魏老师，您还记得与南怀瑾先生的最后一面吗？听说他在病中还在审阅您关于佛学的心得体会，给您留下过答复和批示。那时候，您在他身边吗？他给您留下的嘱托是什么？

魏：2010 年 5 月初，《资治通鉴》讲习班第二次集会前，我的右眼突然模糊起来。集会结束后，回到香港我就去眼科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后告诉我是视网膜脱落，已严重到有失明危险，必须当天住院动手术。听到这个消息，我犹如五雷轰顶，眼睛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是最宝贵的呀！一旦失明就意味着后半生再也不能读书写作了。

当我在电话中把这个消息告诉南老师时，听说他老人家心急如焚。手术后的 3 个月里，我遵从医生的嘱咐，不能运动和搭乘飞机，更不能看书了。白天只能耷拉着脑袋呆坐，夜里只能趴着睡觉。到了 6 月初，南老师说要取消讲习班的集会。而我执意要坐火车回大学堂主持最后一次集中讨论，让讲习班善始善终。在那三天里，南老师尽量让自己多讲，让我多休息。讲习班结束后，我回到了香港。手术似乎还算成功，但是后来右眼视力不断下降，现在只有 0.02。

8 月，我给南老师写了一封长信，想离开大学堂，留在香港养病。他当即回信，极表赞成。9 月初，我回大学堂去搬家。临行前，南老师把我叫到寝室中深谈。他说：“未来的两年里，你也许有一场大难。要躲过这场灾难，就在家一边养病，一边好好专修吧。想学佛要先学好做人，改善你自己的修为，尤其是要少造口业，再不要出口伤人。至于修行中遇到问题，今后可以和我书信问答。我的时日也无多了。在大陆学生中，你和我是感情最深的。我走后，大学堂也就散了。你就好自为之吧！今后出去弘法，不要学我。我年轻时曾经发愿，弘法不收供养。但这个时代的人对不花钱的都以为不是好东西，不会认真听进去的。我自己学佛的路，是从《大宝积经》开始，由《楞严经》深入的。希望你循着我走过的路踏踏实实地前行。”

我泪水忍不住直淌。朝夕相处整整两年，听着他语重心长的临别赠言，心里很不是滋味。那两年间，我觉得我学到最多的正是如何做人。做人要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其实，佛心就是一颗善心，对任何人慈悲为怀，不起分别心；道骨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清高风骨；儒表就是温良恭俭让的言谈举止。这些做人标准写在纸上，但现实中有几人能做到？而在我身边，就看到南老师这么一位圣人！

回家后的两年里，我把学佛变为生活重心，坚持每天拜佛、禅坐、诵经、念咒。十天半月给老师写一份学佛报告，汇报每天的修行中的感悟，提出种种疑惑和问题。老师总是及时回复，给我答疑解惑、鼓励和鞭策。我每过一两个月也会去大学堂拜望他。

2012 年 6 月 7 日到 9 日，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那三天内，他每天下午都在办公室给我开示修行中遇到的问题。他拿出一本刚出版的新著《〈瑜伽师地论 · 声闻地〉讲录》，要我回去认真研读，说书内讲的都是实修道理，对我有用。

他还鼓励我坚持修证佛法，将来可以直追欧阳竟无一班人：“因为你有他们的学识，他们不肯像你一样实修。”我便回答他说：“老师，你又在忽悠我了，是怕我放弃吗？无论如何，我还是会循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晚饭后，我还是像往常那样坐在他旁边谈天说地。我原本以为，这样的情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没想到竟是和恩师的最后一面……

8 月 13 日，我打算去大学堂，南老师让马秘书转告我：老师感冒，我去了他就要招呼我，希望这次不要去。我顿时觉得他这次一定病得不轻，因为 20 年来他没有一次不想我去看他。

8 月 16 日，我在报告中问他，读完了 12 遍《楞严经》，接下去应该读哪一部经。直到四天后，他在报告上最后一次批示：“最近气运不对，我也在维摩病中，深深业力之感，不可说不可说啊，无法与不知者言也。你从那年开始学佛，凭我深切的记忆，你真正发心想修行学佛，散散漫漫的还不到两年。承蒙信任，你恳切读《大宝积经》后，我希望你先能做到精读《楞严经》100 遍，希望在 10 年、20 年中贯通事理、证得真如，此话早已有所说明，只是你并不留意。我从青葱学道，身心投入出世修证法门，至今 95 岁，经常自惭暗顿，对于《楞伽》《楞严》二经，我从数十年身心投入求证的功力，尚不敢说是望及涯际。你这个话已经问过我三次以上，我都有所答复，或微笑而轻答，实际上语重心长，都已说得明白了。你如果对此有疑，今后 10 年、20 年中，希望你深入《华严经》《瑜伽师地论》二部大经论去吧。我老了，再没精力多说了，言尽于此，抱歉。”老师以前对我说话从未如此严厉过，最初我有点难受。我反复读了很多遍，才体会老师对我的拳拳之心，但只以为他是对我爱之深，责之切，没想到乃是最后遗言。

9 月 2 日，我写报告回复老师的批评，回顾了专修两年来的历程。5 日，老师请秘书回话：“现在四大违和，这篇报告要严重答复的，所以不要着急。慢慢来。”

但最后没有等来他老人家的片言只语。我的这一篇报告，老师会怎样答复？这真的是够我参一辈子的话头了。

还记得，老师走前最后吟诵的诗句是：“人历长途倦老眼，事多失意怕深谈。”他是带着对世事的无奈和对中国文化复兴的失望而西去的。

愿在浮躁的时代，激荡出思想的回声

记：魏老师，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在您讲述的往事浮沉之间，我们深深感受到您与南怀瑾先生的师生情谊，以及你们执着于传统文化传承的赤子情怀。在南怀瑾先生去世之后，您是不是还一直在传承南怀瑾老师的思想、文化与精神，一直在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而努力？

魏：2008 年之后，我在太湖之滨跟随南怀瑾老师静修，以及兴办太湖大学堂的那段时光，其实是我思想上逐步沉淀的一个过程。那时候，我重拾佛学和旧学，稍稍磨去了身上的狂傲、浮躁之气，也对现实政治的兴趣日益淡漠。从此之后，可谓“笑声骂声口号声声声刺耳，港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大笑）

2012 年，在老师去世之后，我们依然坚持着国学经典导读讲习班的课程。

2009 年至 2012 年，我们的讲习班讲完了《资治通鉴》，从 2012 年起，我逐步与上海复旦大学、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同济大学合作，讲授“管子”“荀子”“中庸”等课程。随着课程的推进、时间的流逝，讲习班也如同大浪淘沙，渐渐留下了真正的国学爱好者、研习者，最后基本维持着 30—40 人的精干力量。他们真正地愿意跟着我学习，我也感受到我对他们的影响，有好几个学生至今跟了我十几年了，他们在国学上的进步都非常大。

记：魏老师，后来还有关注吴江国际实验学校、太湖大学堂吗？不知道后来怎样了？

魏：我没有再关注过，或许你们可以去走动打听一下。之后世事变化莫测，整个社会人心浮躁，其实也没有多少人真正感兴趣再去系统了解国学，去研究南怀瑾老师的思想。现在社会上以南怀瑾弟子之名招摇撞骗者甚多，他们打着南怀瑾的旗号，干着为己营私的勾当，我冷眼旁观，只觉可笑。你不如去看看，凡是叫得最响，喊得最欢的所谓“南学弟子”，开着天价对外招生的所谓的南怀瑾传人，无一例外是沽名钓誉之徒。他们大肆宣扬自己对国学的热爱，你要真问他们一些国学的经典，半点都答不出来。我不屑与他们为伍，也不想去掺和他们的事。

我作为南老师的学生，我只想真正地，踏踏实实地传承一下老师的文化与思想。在 2020 年疫情期间，我在“喜马拉雅”APP 上开辟了《南怀瑾大学问 100 讲》，系统整理了南怀瑾人生经历与思想脉络，梳理了南怀瑾对国学经典的理解，发掘儒、佛、道学说里的文化价值、现代意义。我也撰写了一部新的作品《人生大学问：南怀瑾著作解读》，最近即将出版。如果有兴趣，你们都可以阅读一下，可以帮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南怀瑾，去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南怀瑾的著作。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年逾七十，如今现代科技发达，物质生活富足，七十岁并不意味着生命已近终点。但恰似《新约 · 提摩太后书》所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持守了。”回望过往七十年，人生足够丰富多彩，已然无憾。接下来，我也想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疫情过后，四处走走看看。尚有余力，再传承下中国传统文化，希望能在这个时代再碰撞出一些思想上的回声。

访谈时间：2021 年 12 月 23 日

访谈地点：温州南怀瑾书院连线香港

访谈记者：欧阳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