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在大学课堂聆听南怀瑾授课，到课后进入南怀瑾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古国治是台湾时期南怀瑾最重要的见证者和追随者。台湾老古出版社、《人文世界》杂志、东西精华协会，古国治都是参与者和亲历者。南怀瑾回到大陆后，在南怀瑾的召唤下，古国治也从台湾落户到上海。

在古国治的心目中，他与南怀瑾不仅仅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更有父子般的情谊。古国治经常说，他的命运改变是从认识南怀瑾开始的。

拜访古国治是初夏，一个雨后初晴的午后。上海的天空偶尔还会飘过零星的雨丝，空气里略带着清新的水汽。这是大虹桥枢纽较早开发的别墅区，穿行其中，不闻人声，但闻鸟儿鸣啾啾。暗红色砖墙的洋楼在成片树木繁枝茂叶的掩映下，显得幽静、低调。

71 岁的古国治穿着白色唐装，静静地站立在落地窗前迎候我们。落地窗前的长案上堆满了书籍，一幅南怀瑾先生的肖像照片就挂在书籍上方的墙面上。古国治的太太余惠贞闻声也从房中出来，热情招呼，她还贴心地抱起了那只好动、憨萌的贵宾犬，不让它在客厅中跑蹿捣乱，并安抚它趴在自己的腿上不闹腾、不出声。

一个悲观的少年的选择

记：您在一些回忆文章里曾说，在遇到南老师前，因为从小生活环境问题，导致您是个极端消极悲观的人。能否说说您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您的家庭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古：（沉吟了数秒）我一直说自己之前是个挺悲观的人。我大概 3 岁时离开自己的生母，由生母的姐姐领养。因为我是个私生子。生母变成了姨妈，姨妈变成了妈妈，这样的改变，对于一个刚刚开始看世界、尚在成长中的孩子而言，是痛苦而难以接受的。

养父养母虽然是疼爱我的，但也很严厉。那个时候，我太小，还不明白什么是懂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我这样的孩子，加上养父母的感情不好，他们相处得并不融洽，生活很有压力。在过去那个年代，私生子是很被人看不起的，在这样的身世背景下长大，我内心是很自卑的，甚至于自暴自弃。到了高中，我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疑问：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我没有人生目标，在我看来，人活着没有意义，我还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我想知道人到底为什么要活着。所以，高中考大学时，我选了哲学系。在那个年代，哲学是最让人看不起的科系。我念哲学的时候，我的同学啊，朋友啊，就说：“你怎么会跑去念哲学啊，我看你这个人是好好的呀！”很多人认为，脑子或思想有问题的人，才会去读哲学，还会嘲笑说“这个人肯定是神经病！”相比之下，哲学系录取分数比较低，因为几乎没有考生愿意选择这个专业。读高中的时候，我的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当我漫不经心地填了这个专业时，我的班主任和校长就急了！他们都找我谈话，叫我不要填哲学系，他们告诫我：读哲学以后会找不到工作的！可是，那时候的我并不理解校长和老师的一片苦心，不为所动，还坚持着自己的想法。活着，对于我，反正是件无奈的事。

不过，正是因为读了哲学，我才碰到了南老师。

那时，轻生的念头一直陪伴着我进入了大学。哲学系教室就在三楼，我的脑子里经常会冒出从三楼窗台往下跳的冲动。那时的我，消极、自闭，放在今天就是有抑郁症。那时候，我见了谁都不打招呼的。头发不怎么理，留得很长，胡子也不刮。

记：您遇到南怀瑾先生是哪一年，那时您多大年龄？您是在怎样的机缘下遇到南先生？您最初见到南怀瑾先生，他的衣着、谈吐、精神状态都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古：我高中的时候，碰到一个数学老师，很不错，也是他有一直鼓励我念哲学，他送了我一本《禅学的黄金时代》，希望这本书对我有所帮助。我读了之后，哇，觉得这本书真好！从此我开始对禅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0 年，我考入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试图从哲学里找寻人生的答案。但是很快，我又感觉到哲学系的课程并没有解决自己对人生的迷茫，我仍然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找不到方向。我就有意识地去图书馆找禅学方面的书。一找，找到了南老师的《禅海蠡测》，可是那时候我还看不懂。那时我感觉在辅仁大学哲学系没学到什么，就想：要不还是转学到台大去念吧！

有一天，我突然在学校的课程安排表上看到大二有开设南怀瑾的“中国哲学史”，心想：那就有机会见到南怀瑾先生了！他的课当时在大学里很受欢迎。我原来想转学的念头，在看到南老师走进教室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闪现过。

那时候的南老师穿一袭长袍，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那双眼睛，炯炯有神，似乎一眼就看穿人的心底。他个子不高，风度翩翩。他很爱干净，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抽烟，却闻不到一点烟臭味，他浑身上下不留一点烟痕，包括手指间也不见任何烟熏黄斑。同学们都很喜欢他，包括我，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住了！

上课不带讲义，学问全装在脑子里

记：南怀瑾先生的课，您每次都会去听吗？他的课程最吸引您的地方是哪里？他在辅仁大学开“易经”课，开了多久？听说南怀瑾先生讲课很受欢迎，令其他教授课堂冷落，有这回事吗？

古：南老师讲课跟其他教授不一样！一般的教授都是有讲义的，南老师讲课不用带讲义，他的学问全都装在脑子里、装在心里。他只带粉笔，讲到哪里，就将重点要点写在黑板上。他讲课很轻松、很幽默、很风趣。所以，他的课在我们学校里是很红的一门课。

那时候，我每次上完南老师的哲学课，总觉得意犹未尽，很想跟南老师再多学一点。当时南老师在辅仁大学讲课的同时，还在他自己的东西精华协会开课，也在台北市临沂街莲云禅苑开班讲授佛学。我有几次鼓起勇气想上前询问可否去听他的佛学课。可是，那时候的我很自卑，不合群，自尊心也很强，让我主动去找南老师问话，感觉真的就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有一次，我终于鼓足勇气。我很不好意思地走进南老师的休息室，红着脸向他开了口。当时，南老师不假思索，当即就应承了。他微笑着，慈祥地说：“好呀！你来呀！”我喃喃地说：“可是我的程度很差。”南老师说：“没关系，你来嘛！你到时候去找一位李姐姐，请她帮你安排。”

几句简单的对话，让我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温暖，像千年冰山突然融化变成淙淙暖流，流到了我干涸的内心。就这样，从那时起，我除了在学校听他的课，还跑去其他地方听他的“禅学讲座”。

大学二年级一整年，他讲的都是“中国哲学史”，大三的时候开始给我们讲“易经”。但是，大三的“易经”讲到一半，也就是一学期吧，南老师就不讲了。

记：为什么不讲了？

古：为什么不讲？哈哈（大笑），过去在辅仁大学，有派专门的小巴士统一去接教授们来上课，上完课后再送教授们回去。一辆车里不是只坐一个人，是好几个教授一起的。可能是因为在坐巴士的时候，南老师明显地感受到了其他教授的羡慕嫉妒恨吧。因为他那时候的课太红了，让其他教授有压力！后来，南老师即使去学校上课，也不坐学校派的巴士了，改坐出租车。

南老师讲“易经”，一点也不乏味和古板，他讲得通俗易懂，很生动，每个案例都与大家身边的人与事息息相关。南老师太受大学生们的欢迎了！相比之下其他教授的课受冷落，这个反差太大了！

我跟着他学习之后，他来上课，我就替他提皮包，叫出租车，下课后，再叫车回去。他有时候兴致一来，就跟我说：走，一起去喝杯咖啡吧！他经常带我喝咖啡、下馆子。改善伙食、满足味蕾，这对于一个穷学生而言是奢侈的，也是渴望的。南老师早年在四川生活过，讲起四川美食，他头头是道。所以，那时去得最多的，是四川馆子。哇，四川菜很辣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学佛学，吃得比较清淡，刚开始，我是不习惯辣的。我能吃辣，就是那时候跟着南老师去吃四川馆子学的。

记：除了辅仁大学，当时南怀瑾先生还在哪几所大学讲课？南先生在台湾各大学、军营讲授中国传统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在哪些地方讲学，您是否有具体的名单？他跟台湾各界的哪些要人、社会名流有交往，具体情况怎样？

古：南老师在台湾讲学的情况，在南怀瑾学术研究会编辑、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天香桂子落纷纷——南怀瑾先生诞辰百年纪念集》中有比较详细的南老师年谱记录（古国治返身上楼，片刻拿书下楼。他翻出书中的年谱，递给记者）。在这本书里，详细记载了南老师在 1963 年 46 岁那年开始在辅仁大学讲授“哲学与禅宗”；1965 年起，兼任辅仁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授；1967 年担任“中华学术院”研士；1969 年起辅仁大学开设南怀瑾的易经、中国哲学史课程，他还在台湾师范大学讲“佛学概论”；1970 年成立东西精华协会，在台北青田街开设禅学班；在辅仁大学兼任教授的同时，他还在成功大学讲授“廿一世纪的文明与禅学”。在 1972 年至 1973 年间，他被台湾各大学邀请讲演，还受台湾大陆工作会邀请，讲授《论语》。

那时候，听南老师讲课、跟随南老师一起出钱出力做事的人有很多，我了解的，台湾老前辈萧政之先生、杨管北先生一直鼎力资助南老师。南老师闭关时，杨管北先生生病住院，南老师就嘱咐李淑君每天上班之前先到医院探病，将杨管北先生每天在医院的情况详细跟他汇报。

他的关爱如父亲，既温和也严厉

记：听说您第一次去找南怀瑾先生时，胡子都不刮。您真的是没钱理发刮胡子吗？还是有别的原因？

古：呵呵呵呵（笑），我那个时候甩个性，表示很忧郁呗，也叫不修边幅。南老师答应我可以去听他的佛学课。我就赶紧去莲云禅苑，找李姐（李淑君）办手续。我填好资料后，就去南老师办公室。当时，南老师抬眼看了看我，说：“你去把胡子刮一刮。”我听了，内心的叛逆就上来了，嘴上虽然答应，可是并没有听他的话。后来他看我没刮胡子，再把我叫过去：“哎，你胡子怎么没刮？”他就给了我 50 块钱，“你去买把剃胡刀，把胡子刮了”。

50 块钱我拿了，可我还是没刮胡子。下一次上课，他看到我又没刮胡子，就问：“叫你刮胡子怎么没刮？钱不是给你了吗？钱呢？”钱其实被我花掉了，我回答不出来，只好笑笑。他也没生气，再下一次上课，他对我说：“过来，过来。”他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刮胡刀给我。这下，我不得不把胡子刮掉。所以，我的胡子是被南老师刮掉的。从此以后我洗心革面，再也不敢留胡子了。

那时候我还喜欢穿黑上衣、黑长裤、黑布鞋，一身的黑。加上头发脏乱，还留着络腮胡子，整一个问题青年的形象。所以说老师的剃胡刀，刮掉的不仅是我的胡子，还有我自以为的落魄、自暴自弃。这把深具意义的刮胡刀，我至今还保存着。

余惠贞：（插了一句）古国治那时候是比较瘦的，他把胡子一刮，头发一剪，一收拾，就是一个翩翩少年！其实他还是很帅的！（听到太太夸赞，古国治有点不好意思地呵呵一笑）

记：您第一次去南怀瑾先生家里是什么时候？当时您是去干什么？南先生的家里都有什么人？

古：我开始上南老师的课是在大二，应该是 1971 年。上大三的时候，就是1972 年，学校里的课少了。有一天，南老师问我，没课的时候，可不可以到他家帮忙整理书籍？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南老师当时住在台北市永康街的巷子里，日式平房，房子虽然不大，但摆饰整齐，收拾得纤尘不染。第一次去他家，感觉他家就像一个小型图书馆一样。客厅一踏进去，就能看到一排书架的书，从客厅至餐厅到卧室都是书。什么书都有！我发现南老师原来也喜欢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古龙的著作！

那个时候，师母和南国熙已经去了美国。家里留下了南一鹏和大女儿南可孟、小女儿南圣茵。可孟年龄跟我差不多吧，一鹏比我小三四岁，还在念高中。我跟他们都相处得很好，尤其是一鹏，我们还经常在一起玩、一起睡觉，就像亲兄弟那样。

我前面说了，我从小其实就是一个孤儿，到了南老师家里，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正是遇到了南老师，我渐渐从消极、抑郁中走出来，自己开始重新认识人生的意义。

记：南怀瑾先生让您帮助整理书籍，您是怎样整理的？南先生有要求吗？除了整理书籍，南先生还让您做过其他的事情吗？您经常说，南怀瑾先生很重视做人，能不能具体举例，讲讲南先生如何重视做人？

古：那个时候，我一般是中午去南老师的家，可以在他那里吃饭。他是很照顾我的，他告诉我：里面有张床，吃了午饭，你可以在那里午休。

我当时学着学校图书馆新式的方式排列，给每本书分类做卡片，编书号。后来，我发现，他对我的整理是不满意的，我做的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因为南老师其实是有自己的排列方式的，他并不需要我的帮助和整理。他这样安排，完全是为了照顾和改善我的生活。

我的养父在我上初二时就去世了，大一时，养母也去世了。我孤单一个人，就像一个孤儿。我那个时候还不懂事，并不了解南老师的一片苦心。在他家里整理书籍持续了差不多有两年，我后来发现，我的整理工作对他并没有什么用，我就慢慢明白他的真实用意了！

除了整理书籍，我还陪南老师去学校上课，给老师拎包、打杂。老师外出讲课，我就负责给他叫出租车，他很爱干净，叫车也总是要叫新一点的车；上课前，他的讲桌要擦得干干净净；要准备擦手的毛巾，因为他用粉笔写板书，写完了手要擦干净；上课时，我还要负责把黑板擦干净。

办《人文世界》杂志的时候，每个星期天，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跑来听南老师的课，那么，听课地方的地板要全部拖一遍，桌子要擦干净，还有厕所也要洗得没有任何异味，马桶全部要擦干净。

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台北市莲云街的莲云禅院的三楼上课，他跑来检查我们清洗厕所是否洗干净。他一看，就说：“洗厕所不是这样洗的。”然后他就拿了块抹布，直接将手伸进马桶用力擦了起来。我在旁边看着，就知道自己为什么擦不干净了。

一般人洗马桶，谁愿意手直接伸进去擦洗啊！都是手离得远远地，直接用水冲。而他要求很严，马桶的边，都要洗得干干净净的。

洗杯子也一样。有一次，我们好几个学生在洗玻璃杯子，他跑来拿起杯子，放在强光下查看，“你们看，唇印还留在上面呢，那怎么行！”老师会亲自示范，教我们怎么洗才能洗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没有。

南老师很注意生活中的细节，时时处处都在教我要替别人着想。所以，我常说，南老师的教育不在课堂上，不在书本里，而是在点点滴滴的生活中。比如，有一次过马路，他对我说：“哎，你要扶着我！”其实，老师是练过功夫的人，比我灵活多了，哪里需要我搀扶！他这是在教我哩。

去老师家里吃饭，他会交代，临走一定要跟保姆阿姨打招呼。老师那里来往客人很多，送客也是一门学问。刚开始，客人下楼梯，我出于礼貌，总是让客人先走。

后来老师告诉我，应该自己先走在前面，尤其是送老人，一定要自己先下楼梯走在前面，然后回身半侧，搀着客人下楼。之所以走在前面，是因为万一客人滑跤，自己走在下面，更方便接扶住。

在外面吃饭，老师总是关照我把东西全部吃完，叫我不要浪费，要懂得惜福；坐出租车回家时，因当时老师的住所附近巷子比较窄小，倒车不方便，老师每次一到巷口，就跟出租车师傅说：就在巷子口下车，我走进去。

南老师的慈悲不是挂在口头上的，他讲授知识的同时，还要求他的学生谦恭有礼，尊重别人。比如，有一次，我忘了带讲义，老师并没有立马批评我，而是去提醒旁边的同学：“哎，他忘了带，你要给他看嘛！同学之间要相互帮助！”

用养父母留下的房子贷款，办老古出版社

记：南怀瑾先生创办老古出版社，听说是用您的房子作抵押贷了款，您不是穷学生吗，那是什么样的房子？当时南怀瑾先生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出版社创办后，您具体负责哪些工作？出版社后来遇到过困难吗，资金都是怎么解决的？出版社股权是如何构成的？南先生是如何规划老古出版社的？后来是出于什么原因，您没有继续负责老古出版社的工作？

古：在台湾，大学毕业都要服兵役。我大学毕业后，服了两年兵役，回来后，南老师就给我“安”了《人文世界》杂志经理的头衔。这是我第一份工作。那时候说是给我当经理，但我什么都干。跑印刷厂、校对，杂志印出来了要装订、送到邮局去寄。那时候看杂志的人不多，我和几个同学还站在马路上当推销员，推销杂志。可惜没有人买。

记：既然《人文世界》杂志没人买，怎么又会去办老古出版社呢？

古：这里面是有个大前提的。南老师在台湾那些年，无论是办东西精华协会，还是办《人文世界》杂志，都是很辛苦的。可以说是很穷，一直举债度日。可是，即使是没钱，他还是要做推广文化的事情。没有钱，怎么办？借钱呗。钱都是李淑君在借。那是 1977 年吧，李淑君算了一笔账，南老师总共欠了 30 万元台币，借钱是要付利息的，再借三年，本金加利息利滚利累计下来就是 100 万元，相当于今天的 1000 万元。问题是蛮严重的。

欠那么多钱，可怎么办呢？李淑君就想到了一个办法。那时候《人文世界》除了办杂志外，也可以出书，最好卖的是《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那是一本小小的袖珍书，现在我家里还有。那时候很可怜哪，我们都是用剪剪贴贴的方式，剪贴后给印刷厂印刷，因为连排版、打印的钱都没有。后来《论语别裁》出版了，也卖得比较好。李淑君算了算仓库里的书，打个折，大概就是 30 万元，准备卖给我，由我办出版社承接下来。

我当时的想法是，把我的房子卖了算了，因为没人住，我当时吃、住都在南老师家和杂志社里。我的房子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因为我们是农家子弟，我的养父去世后，家里留下的那一点田地，就没人耕种了。荒芜了几年后，养母把那点田卖了，在台北买了一套房子，大概 60 多平方米的样子。养母去世后，我继承了这个房子，当时估算了一下，大概价值 60 万元吧。

南老师就说，房子不要卖，可以用房子抵押向银行借贷的方式，这样，就跟银行贷了 30 万元，还清了所有债务，我的房子也保留了下来。

清算了《人文世界》杂志社，库存的书就抵算给了我。1977 年的时候，就申办了出版社。那时候，同学们都叫我“老古”，南老师就戏谑说：“以后你就是古老板了，出版社就叫老古出版社吧！”就这样，我成了老古出版社的法人代表，同时《人文世界》还有过渡期，我就兼任杂志社社长。

没多久，南老师就闭关了。出版社经营的担子就全部落到了我和李淑君的身上，我还兼任了东西精华协会秘书长。等于南老师当时所有的对外职务都转到了我这里。

《人文世界》本来是双月刊的，因为没钱，很可怜啊，双月刊就变成了季刊，再到后来办不下去了，最后停刊。

老古出版社的营收主要靠《论语别裁》，卖得挺不错的，主要是因为老前辈萧政之先生帮助销售了不少。那时候老古出版社还没有股权，我是法人代表啊，名义上是我一个人的，我们那几个年长的同学也戏称我为“古老板”。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还以为自己真是古老板，呵呵。其实那个老板是假的，南老师才是真正的幕后老板。那时要出版什么书、怎么出，我是做不了决定的，做决定的人是南老师。

而南老师也没有认为办出版社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就是为了推广和传承中华文化。

至于后来，为什么会又成立老古文化公司呢？因为成立老古出版社后，1977 年 2 月南老师闭关。到了 1979 年，我结婚了。

记：就是说，南怀瑾先生闭关这两年期间，您谈恋爱了？

古：呵呵呵呵（笑），对啊对啊，我结婚，南老师很生气。

记：为什么？

古：为什么？呵呵呵呵（一阵笑），南老师的想法是，我能一辈子跟着他，我要结婚，就不能跟着他了。在南老师身边工作是 24 小时的，很辛苦，很累的。体力的累、精神的压力都是很重的。他是很严厉的人，经常会瞪起眼睛骂人，非常凶的，我感觉我怎么做都不能让他满意。那时候南老师闭关，由我负责出版社对外事宜。我累到什么程度呢？累得实在想睡觉了，但是又不能躺到床上去睡。怎么办呢？跑到厕所，把门一关，躺在厕所的洗澡池子里，偷偷睡一会儿。

那时候出版社是很穷的啊，我和李淑君用的桌子都是破破烂烂的，没有钱买啊。李淑君中午想休息，就把桌子上的稿子往边上挪一挪，在破旧的桌子上打坐休息。南老师在二楼闭关，李淑君还在三楼做饭，她照顾南老师。

记：那时候，既然南怀瑾先生那么穷，你们为什么还会跟着南怀瑾先生？

古：为什么？呵呵呵呵……（又笑开了），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会想“为什么”。你要知道，李淑君是被父母宠爱的大小姐，她是台大经济系的高才生啊，可是，她就选择跟着南老师。我们就喜欢跟着他，呵呵呵呵（又是一阵开心的大笑）。

回来再说我为什么要结婚。（轻轻地甩了一下烟斗）我也很无奈啊！因为我是养子，养父养母领养我，我继承了养父母留下的房子，在中国，在过去，就是放在现在，也是有要传宗接代的观念的。所以，这是我对养父养母的责任，我是必须结婚的。

当然，南老师也希望我结婚后，还住在他那里。我知道，那是不行的，住在那里，老婆会受不了的。呵呵。那个时候，几乎是 24 小时待命状态，他有什么事，是会随时找我的，我绝没有夸张。有机会你问问当过秘书的马宏达就知道。南老师的作息跟我们不一样，年轻人早上总喜欢睡个懒觉，南老师经常早上五六点就已经把纸条和工作任务塞到你的房门底下了。反正，跟在南老师身边是没有休息天、没有节假日，甚至没有自己的时间的。所以，结婚之后，我就离开了。

两年后，也就是 1980 年，南老师出关，开办大乘学社。那一年，台湾的佛光山有一批出家师父跟着南老师修行。南老师虽然没什么钱，但还是租了个地方给他们修行。后来有个机会，刚好香港出家师父的洗尘法师支持南老师弘扬佛法，出资办了十方丛林书院，敦请南老师主持。就在当时办老古出版社的同一条街台北市信义路二段 271 号买了复青大厦的楼盘。当时，香港的师父出资买了两层楼，这个地方现在还保留在那里。然后，我们自己又凑钱用东西精华协会的名义买了一层楼，总共有三层楼。

现在，问题又来了。钱不够，怎么办呢？为了凑钱买复青大厦，我再次把自己的那套房子拿出来，这回是真的卖掉了。所以老古出版社就转成“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真正的老板、董事长还是南老师。

我以前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里有记载：当时依公司法规定必须有七位股东，设立登记时就按照南老师八十股、南一鹏七股、蔡运济（《论语别裁》记录整理者蔡策的女儿）十股、杜美霞八股、郑景松七股、李淑君八股、我十股。除了南老师外，我们六人都是股份代持人，挂名的股东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出资股东。

之后，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就搬到了复青大厦九楼。

记：南怀瑾先生去了美国那几年，老古出版社境况如何？您和南先生的联系还那么密切吗？

古：我是在 1979 年年底结婚的。1980 年，老古出版社转成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我辞掉了出版社的工作。前面说到我结婚这个事，南老师知道后是挺生气的（略带尴尬地笑笑）。他当然是希望我能跟着他继续修行，他是恨铁不成钢。可是人各有志，这是我当时的选择。

我结婚后，不是没房子住吗？南老师就另外还了一套房子给我。那个时候，南老师也没钱啊，还是李淑君，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腾挪的，就转了一套房子给我当婚房。当然那套房子是没有原来那套大的，很小，大概……大概……

余惠贞：（在旁边轻声提示）只有 13 坪（1坪=3.3平米），比原来的房子要小。

古：折算平方米大概就是 43 平方米。一个卧室、一个厨房，其他什么都没有。刚开始，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我有占股，后来就转给别人，没有了。

记：您太太当时就没有任何意见吗？

古：没有。她当时完全不知道。1983 年，李慈雄的同学陈世志毕业服完兵役后来到老古文化公司工作。1984 年 9 月 24 日，我的代持股份转由陈世志代持。蔡运济赴美求学，她的代持股份则转给在公司任职会计的黄林秀龄，郑景松的代持股份转给了李素美。

1985 年 7 月 4 日，南老师离开中国台湾客居美国。他到美国之后，我们只是书信联络，一直是有保持联系的。老古公司暂交由陈世志管理。

古国治与南怀瑾先生

左图为1990年在香港拍摄

右图为1980年在台湾拍摄

从最底层的推销员干起，一直到区域总监

记：您辞了老古出版社的工作，去干保险，南怀瑾先生知道后当时是怎么说的？

古：1980 年，我到了美国商人在中国台湾创办的南山人寿保险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南老师其实并不希望我干保险，他还是希望我能回“老古”。他说：“这个家伙干保险，干不了多久的，不出三个月，顶多半年，他会回来的吧！”我就硬着头皮不回去，结果，我一干就干了 30 年！

当时，人家是怎么看待我们保险业的呢？我们被称为“拉保险”的，另外有一行就是“拉皮条”。呵呵呵呵（自嘲地笑了笑），可见当时的保险业多不受待见！年轻时的我，就这样，做了两件很奇怪的事：一是选择了哲学，一个没人愿意报的专业；二就是当保险推销员，一个当时令很多人讨厌的行业。

我结婚之前，还是老古出版社的社长嘛，总还是个年轻的老板。钱虽然不多，但在南老师那里工资拿的还是最高的，而且我从来不用担心吃饭问题，南老师那里是“人民公社”，我当时吃住都在出版社，不用花钱，自己的房子出租了还有租金收。

可是，结了婚，做了保险，就什么都没有了，一下子就掉进了谷底。

这样的艰苦，扛了好几年后，才慢慢变好。我那时还很讲骨气，南老师那里的人际关系，我一个都没用，我就是从最底层的推销员干起，到陌生人家里拜访，到街上一家家去敲门。

这样过了三年，1988 年前后的样子，陈世志离开“老古”了，我又回到了“老古”接替陈世志。

记：当时为什么会回到“老古”？您是在保险公司干不下去了吗？

古：呵呵，不是的。当时，我在保险公司已经小有成就了。在南老师身边工作过的人，都不怕吃苦。南老师曾经对我们有多严厉、要求有多高，对我们都是很好的历练。保险公司活动很多，我每次都能考虑周全，每一个细节都不忽略，这都得益于在南老师身边的历练。

你知道，保险公司是代理商制度，只要把业绩搞上去就可以，是不需要考勤打卡的，工作时间很自由。陈世志离开“老古”，我就每天花半天时间到“老古”帮忙，上午在保险公司上班，下午就到“老古”工作。这样大概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吧！

那时候，刘雨虹老师有空就到公司义务帮忙，安排人事管理，健全了会计及仓储制度。南老师既是股东、董事长，也是著作者，我们另设立了南师的版税专户。

此时，陈世志的代持股份又转由我来代持。其实，那个时候，南老师还是希望我把保险公司的工作辞了，但我没有辞。我两份工作都在做。

记：您当时为什么没有辞掉保险公司的工作？

古：（沉吟了一会儿）你知道，我当时在保险公司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收入很丰厚。不久，我和太太买了新房子，背负着银行贷款，保险公司不错的固定收入对我们很重要。毕竟，“老古”的收入不高嘛，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南老师的意思是，做一件事情，要专心，不专心就做不好，既然我不能专心回“老古”，就让我专心地干保险。1991 年初，我离开“老古”，改由闫修篆先生接下管理的职务。闫修篆现在已经过世了。

那段时间，刘雨虹也开始接受南师委托授权，到北京、上海等地接洽南师著作在大陆的出版事宜，《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上）》《禅宗与道家》《历史的经验》等书相继在大陆出版。另外，这前后数年间，在大陆出现了许多南师的盗版书，早期的“南粉”买的很多是盗版书。

我就这样，在保险业一步一步做到了最高级別的区域总监。后来因为成绩好，我又被派到了上海友邦保险当业务一把手。

在厦门南普陀寺举办“南禅七日”

组织“南禅七日”，遵从南师召唤落户上海

记：能否介绍一下 1993 年您在厦门南普陀寺筹备南怀瑾先生主持“禅七”的经过？这件事在当时有何特殊意义？

古：1993 年差不多快要过年的时候，南老师应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妙湛老和尚敦请，次年春天到厦门举办“禅七”，史称“南禅七日”。那时候，我已经是大区域的高级总监，在保险公司组织办过无数大小活动，几百人的活动都办过，比较有经验，南老师就吩咐我筹备“禅七”。

那次活动非常轰动，全国各地都有来人，整个禅堂挤了一二百人，楼下厅堂还有三百多人。楼下的人看不到南老师怎么办？就弄了台电视放在大厅，楼下的人就在电视里看南老师。楼上楼下加起来，大概有 500 多人，全部是慕名而来的南老师的崇拜者。南老师早年在成都的几个同学，健在的都来了。

那个时候不叫“禅七”，叫作“生命科学与禅修实践研究”课程。讲到这里，还有个插曲。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大概是 1976 年吧，《论语别裁》出版校稿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以后我的书《论语别裁》在大陆发行的话，一本赚一块钱就很了不得了！”

那时候，两岸关系还很敌对，没有往来。我们都感到奇怪，老师怎么会讲这个话？！怎么敢讲？！我们就反驳他：“老师怎么可能，你的书怎么可能会在大陆出版？！”南老师就笑了：“你们看吧，看吧！很快就可以了！我告诉你们，不只我的书可以在大陆出版，你们也可以去大陆！”我就说：“哎，即使可以去的话，大概也都七老八十了吧！”南老师就说：“不用不用！很快的！”果然，没过几年，两岸就通了。所以，他的智慧真的很让我们佩服，在那个时候，他就敢说自己的书可以在大陆出版，就敢说“你们也可以去大陆！”。

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每次南老师都能准确预判，我们都很惊奇，认为老师有神通。南老师就回答：“什么神通？靠智慧！”他就有这样的智慧，能判断出未来局势的发展。

记：您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南怀瑾先生要回到大陆的？您后来到上海工作是否受到南师的影响？

古：南老师到了香港后，我偶尔也会去看望他。1996 年，有一次在香港，南老师就半开玩笑问我：“我将来要到内地工作，你要不要一起去？”我就隐隐知道了南老师要去大陆的打算。

上海友邦是 1992 年成立的吧，有一段时间业绩很好，好了一段时间，业绩又下滑。业绩下滑，高层就决定换业务的一把手。我就主动争取到上海来，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生活条件比大陆好，一般的高层人员是不愿意到大陆来的。我是因为南老师一句话，就自己主动要求到大陆去的。我因为业务成绩优异，就被派至美国友邦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任副总经理。

我是 1998 年到的上海，工作了三年。我记得 2000 年的时候，南老师还打电话来，让我帮他考察一下佘山，然后跟他汇报。大概是当时有人邀请他去佘山吧。约莫是在 2003 年或 2004 年吧，他就到上海来了。那时，我已经跑到北京工作。我们还准备在北京买房子，南老师知道后，就说：“你不要在北京买，你回上海来吧！”于是，我们就改回到上海买房子落户了。

父母给了我生命，南师给了我慧命

记：外人都说南怀瑾先生武功高深莫测，那您认为南先生最厉害的是哪方面？

古：呵呵呵呵（有点骄傲地大笑），最厉害的，在佛法里面就是般若智慧。也就是开启别人的智慧的智慧。我前面讲道，我曾经是那样一个悲观的人，南老师能把我整个人生观都扭转过来。你现在看到的我，可以谈笑风生，可是，我以前是根本不会笑的。如果说父母给了我生命，那么，南老师是给了我慧命。

他的学问就不用说了，有人说他精通各家拳法，武功高深莫测，我虽然没见识过他的高深武功，但偶尔他也会给我们露一手。比如，他兴致来了会来一手猴拳，他明明跟我相隔了数米，“嗖”的一下子，他就闪到跟前了，速度非常快，比眨眼还快！还有人说他有神通，会预知未来。

我前面说过，南老师在台湾那几年，其实是很穷困的，他一直举债度日。他没钱，可他根本不当回事，一直这么乐呵呵地，照样坐出租车、带我下馆子。南老师家里永远都是流水席，后来人们戏称“人民公社”。穷困根本困不住南老师，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南老师都会一视同仁地招待好。

还有他筹建金温铁路这件事，这条历史上建了一百年都没建成的铁路，南老师决意要造，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啊！面临了多大的困难就更不用说了！大陆很多人都以为南老师很有钱呢！其实，南老师哪有钱啊，他发动学生捐筹一些，然后就跟银行借。借了银行那么多钱，他肯定有压力的啊！所以，铁路造好后，他就要求把股份尽快退出来，把钱还给银行。

没有钱，最后却把百年都没建成的铁路建成了！南老师神奇吧？他就是这么神奇！他对局势的判断非常敏感、准确。其实，这不是神通，这是大智慧！

他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也是个很神奇的人物！

古国治接受记者采访

曾在上海给南师当了几个月秘书

记：南怀瑾先生常驻太湖期间，您多长时间去看望他一次？当时您具体负责什么工作？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常态是怎么样的？

古：这个问题，我儿子也问过我。他有一次问：“爸，你什么时候去看南老师？”我就回答：“等你结婚了，你会什么时候来看我？”我跟南老师报告这个事情，他说：“嗯！讲得好！”

南老师在 2003 年至 2004 年到上海来时，我们正准备在北京买房子落户。南老师叫我还是到上海来吧！我们就都到了上海。2006 年，我退休了。他把我叫去说：“你没事，就过来吧，到我这里给我当秘书。”因为我在保险公司混得还不错嘛，当时我已经做到带领数千人的区域总监，南老师就安慰我：“不要觉得当秘书不好啊！”我赶紧说：“不会的啦，老师，我是不会计较这个的啦！”就这样，我在南老师上海办公室当秘书。

在上海当秘书当了几个月，后来太湖大学堂要开办了，他本来也是要我过去的，但是我没去成。

记：为什么没去成？

古：呵呵呵呵（尴尬地笑了笑），没去成的原因有点复杂，呵呵呵呵，就不要讲啦！有些人会有意见嘛！呵呵呵呵……

那时候南老师的身体都还是不错的。虽然上了年纪，但他一直都是自理的。

他似乎早已预知他身后会发生的事情

记：请您回忆一下，您最后见到南怀瑾先生是在什么时候？南怀瑾先生仙逝后，在治丧期间，您具体负责什么？您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古：2012 年过年前的一个月，南老师叫我去他那里打坐专修。我就在太湖边上住了一个月，是遵南老师嘱，去专修的。他还让我把外头的课都停了跟他修行，他说：“还跟以前一样，我给你零用钱。”

从大二到他家里整理书籍那天开始，跟在他身边，他都会不定期地给我零用钱，给我买衣服，给我家的温暖，他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直如此。我也一直觉得很寻常，竟没能听出来，他即将要走的话外之音。我还跟他说，那些要上的课，都是提前一年都排好的，我不好意思随便叫停。

他听了，就不再说话。南老师就是这样，对你既有很严厉的时候，也有很慈祥、疼爱的时候。我很愧疚，是自己智慧不够，看不出来，也听不懂老师的话外之音。如果那个时候知道他要走，我一定把外面的课程都取消了。我们都以为南老师活一百多岁没问题。

南老师曾经跟我开玩笑：“你结婚害了我啊！”我后来想想，就明白了，当时我不结婚，不离开“老古”，就不会有后面的官司。

南老师一直跟我讲：“很后悔办了一个太湖大学堂！”他说：“在太湖，我是挂单的。”可见，他似乎早已经预知了他身后会发生的事情。

南老师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在医院打坐停止呼吸，到 29 日宣布死亡，整整九天，老师面颊如润，看起来像平常一样。要知道，当时是 9 月下旬，天气还很炎热。

南老师当年在台北闭关禅定，曾经经过医生测试，他可以几天不吃不喝，停止呼吸、停止心脏跳动，心电图上呈现一条直线。当时把医生吓坏了，以为老师休克死去。这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神奇现象，只有修行功夫达到极高境界的人才做得到，也只有功夫深厚的智慧者才能作出判断，这不是死亡。

可是，怎样判断南老师当时的现象？是死亡？还是入定？他生病住院，对外却一直称“闭关”。从医院回到太湖大学堂，当时，他身边的学生分两种声音：一种是认为他已经去世，一种认为他是“入定”。而他的直系家属比较务实，认可“已经死亡”。

记：那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置？

古：当时，香港来的医生给南老师检查身体，也只是发现身体出现了一块小尸斑，作出结论：“身体不可再用。”我认为，在无法判断南老师到底是入定还是死亡时，可以当死亡论，但尸体不必急于火化。南老师万一“出定”呢？那不就是惊动全世界的奇迹吗！我一直说南老师是个奇人，谁说他就没有这个可能呢！因为南老师一生都在做东西方文化结合、探索生命奥秘的事。

记：南师仙逝后，2013 年，大陆开始了南师的著作权纠纷的官司，在台湾则是老古公司股权的官司。您能谈一下吗？

古：关于老古公司的股权，争议焦点出现在 2004 年。这一年 9 月 9 日，我的代持股份转由陈照凤代持，黄林秀龄的代持股份转由余金对代持。但是台湾官司发生后，发现这同一天却出现了将陈照凤、余金对、李淑君、李传洪、李素美名下的股份全部转让给郭姮妟的“股份转让通知书”，另外出现一份 2004 年 9 月 21 日上午 10 时老古公司“股东临时会议记录”，内容除了将古国治持有的十股让与陈照凤，黄林秀龄持有的十股让与余金对之外，还将南怀瑾先生所持七十三股让给郭姮妟。

此次临时会议主席署名郭姮妟，记录署名李淑君。但是后来据查证，这一天李淑君人在加拿大，并不在台湾。而这份会议记录报到台北市管理机构时，管理机构回函要求说明 9 月 21 日股东会何以由郭姮妟当主席。

“国学大师”的帽子对于南老师是不够的

记：在您心目中，应该如何评价南怀瑾先生？

古：若说评价，对不起，我们是没有资格评价南老师的。他自己在《狂言十二辞》中这样写道：“以亦仙亦佛之才，处半人半鬼之世。治不古不今之学，当谈玄实用之间。具侠义宿儒之行，入无赖学者之林。挟王霸纵横之术，居乞士隐沦之位。誉之则尊如菩萨，毁之则贬为蟊贼。书空咄咄悲人我，弭劫无方唤奈何。”这是南老师一生的写照。

很多人称南怀瑾先生是国学大师，当然他自己是不承认的。南老师一生都在弘扬中国文化，著述多达五十多种，包含儒释道三家，堪称“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他的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普及社会各阶层。而我认为一顶“国学大师”的帽子对于南老师是不够的。

他是一代宗师。他可以用禅宗解释《论语》的“吾道一以贯之”；用佛家的“明心见性”来解释《大学》的“明明德”；用佛家的修定方法来诠释《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他大胆地推翻朱熹对《论语》的解释，替孔子申冤平反，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一部《论语别裁》也许不是畅销书，但一定会是长销书；他更质疑王阳明的“四句教”，指出其矛盾之处。这些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也是他对国学独特的创新之见。

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是文哲不分，文史不分，文政不分。在南老师的著述中，在讲述深奥的形而上哲学时，他引用诗词来解释；讲到人生道理时，除了引用诗词警语，他还引用了历史故事相互印证。现代教育受西方的影响，习惯性地把学习当成学知识。但是中国文化的“学”不只是学知识，中国文化的特色有两个：道德修养和静定修养。南老师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他有家国情怀和家国抱负，替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南老师刚到上海时，媒体称他“海外人士”，他不痛快，他说：“我就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说到静定修养，他用一辈子全身心投入实践，探索生命科学的奥秘。道家修身体，佛家修心灵，南老师是道佛兼修。试问，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位国学大师像南老师那样儒释道三学都精通？他的学说现在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但我相信往后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南老师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显现。

记：南怀瑾先生曾经说到，他对自己这一生做的事并不满意，那么，您觉得他最想做的是什么？

古：南老师这一生很不容易。在台湾，他一直穷困，在大陆其实也不顺畅。但那些艰难困苦都没有困住他。

南老师是一个通才。不管是出世法或入世法，他都精通。他也懂谋略，他在台湾办学，高校、军政、社会名流云集门下，让蒋经国感到压力，南老师敏锐地察觉到政治风向后避走美国。回到香港后，他积极推进“九二会谈”，筹建金温铁路，他叫学生们都回到大陆创业、工作，他说报效国家正当时。

要说南老师这一生最想做的事，就是他希望自己的学识和智慧，能为国家民族文化提供更有价值的方向，还有就是生命科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融合东方人文与西方科学之精华，为世界、为人类作贡献。

研究学问和修行以及济世利人，是很苦的事，要有毅力、要有恒心，南老师为此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包括舍家舍财，这些并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做到的。追随南老师的人很多，人人都叫他南老师，可是南老师说，他没有学生。为什么？因为谁也没有像南老师那样肯用自己的一生去学习、研究、修行，从而真正领悟，学到他的精髓，所以，没有人有资格做他的学生。他曾说：“生命的奥秘，只有我有，我死了就没有了！”

无论学问、智慧、道德修养、功夫境界，他都没有学生传承。他总是感叹，他身边无人才可用。

学习南师精神，做推广中国文化的小兵

记：您退休后，讲授一些课程，与南怀瑾先生融会贯通儒释道、经史合参的治学方式有着怎样的联系？

古：南先生在《狂言十二辞》自述里说“治不古不今之学，当谈玄实用之间”，他很谦虚地说“治不古不今之学”，其实他治的是亦古亦今之学，古代的书以及现在的书他都看。“当谈玄实用之间”，“谈玄”就是探讨生命和宇宙形而上的道体，探索生命的来源，包括烦恼痛苦是怎么来的，怎么解决。而“实用”之学即是入世法，生活中如何做人做事，进而治国平天下，这是很实际的。

南先生的学问我是传承不了、联系不上的，我没有资格做他的学生，只能学习他的精神，做一个推广中国文化的小兵。我退休后所讲授的课程，就是通过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合西方心理学，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各种烦恼与问题。

从 2008 年开始，我曾讲过“《圆觉经略说》导读”和“如何爱我们的孩子”。目前我和太太在上海讲课的主要方向，是家庭关系处理和儿童教育。我们把传统文化与西方心理学融合，指导众多夫妻如何关爱孩子、走出感情困境、得当处理家庭矛盾，让家庭变得和谐、幸福。

南老师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社会环境变得更美好，希望能够推广日行一善。2014 年，我发起“日行一善活动”，到今天还在继续，参加活动的人每天会在微信群里相互鼓励，影响更多的人一起做善事。

何为日行一善？行善不止于捐钱，生活里的点滴都可以行善：扶老人家过马路，是一种善举；考虑别人，替人着想，是一种善举；建立和谐的家庭，也是一种善举。可喜的是，很多人因日行一善，改变了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与父母的关系、与朋友的关系，增加了彼此的幸福感。

访谈时间：2021 年 5 月 18 日

访谈地点：上海闵行区万科红郡

访谈记者：戴江泓

摄影摄像：魏一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