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南师桃李满天下，在一众出类拔萃的学生中，李丹的资历不深。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和各种医学头衔加身、专业名声在外的丈夫林德深医生相比，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医生。欣慰的是，这么多年的行医经历，挽救了很多小朋友的生命。”

不同于那些争先恐后希求追随南师左右、亲炙其教诲的粉丝、学生，自嘲资质普通的李丹是被“逼”向南师求学。走神、开小差、干私事……对这样一名课堂上不听话的学生，南师极尽包容，因材施教，教其顺从己心。每每回想于此，李丹便深感南师的伟大。

本以为和南师缘浅的李丹，没想到自己有幸参与完成南师人生的“最后一课”。南师辞世时，李丹和丈夫林德深接受委托，给南师做最后的身体检查，做出死亡诊断。这是南师留给这名不听话学生的“最后一课”，也是李丹所珍视的、难以忘怀的重要一课。

由于疫情原因，身在香港的李丹通过 Zoom Meeting 接受记者视频在线采访。

被“逼”着去大学堂

记：在去大学堂之前，您认识或者说听过南怀瑾先生吗？

李：我之前完全不知道也不认识南老师，但后来因为彭嘉恒、马有慧等朋友，他们经常讲起南老师，通过他们的描述，知道南老师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但是南老师到底是怎样的人，我是不知道的。

记：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南怀瑾先生的，是和您先生林德深一起见的吗？

李：说起来这是我很大的遗憾，2009 年我碰到南老师的时候，正好是我筹备新科室——脑电图室正忙的时候。

2009 年 11 月，我先生林医生让我和他一起去大学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南老师。从那以后，林医生就非常投入，特别想去大学堂向南师求学，觉得大学堂就是第二个家一样，每年都会去好几趟。一到假日，如复活节、五一、国庆、圣诞节、春节……有时间都要带我一起去。因为工作忙碌，我其实对去大学堂兴致缺缺，可以说每次都是被“逼”着跟去的。

记：第一次见南怀瑾先生前做了什么准备吗？初识南怀瑾先生，他的精神、身体状况如何？给你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李：去见南老师之前完全没准备，虽然从香港出发前就知道要去大学堂，但其实那次还有别的行程，就是参加慈善组织“扶轮社”在杭州的一场公益活动。这类外访我们每年都有几次，看望工厂里的困难职工、看望贫困儿童，力所能及地做些公益服务。在杭州参观完工厂后，因为离大学堂只有 1 个多小时的车程，彭嘉恒先生就提议去拜访南老师。当时我没想到会这么快就要和南老师结这个缘，以为杭州之行结束之后，只是随意去一下大学堂，再去上海玩一玩。

来到大学堂之后，我的直观感受是很震撼，建筑规模非常宏大，令人感叹太湖这里居然有这么典雅的地方。当时到大学堂的时候差不多是下午 4 点多，这一般也是南老师的会客时间。我们在咖啡馆见到南老师，简单的问候后，我没有和南老师交流，南老师也没有像点评林医生一样点评我。林医生当时对修证佛法已经是有些基础了，是好学生，而我什么也不懂。

见南师的第一眼，我就被他吸引了，老人家九十多岁了，但看上去像神仙一样，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慈祥亲和、非常健康、充满智慧，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南师的记忆力非常强，逻辑清晰，你说什么话，前后说得不一致的，他都能指出来：“你刚才说的内容不是这样表述的。”学生回答：“是的是的，错了错了。”我对他这点非常敬佩。

记：您在大学堂的学习行程具体是怎样的？

李：彭嘉恒先生这么热心地牵线介绍南老师，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大学堂里跟随南老师学习。

这之后住在大学堂的几天时间里，彭嘉恒先生就带着我们打坐。之前在香港的时候我也有打坐的习惯，因为我和林医生参加过香港的一个瑜伽班，在瑜伽班里大家都会练习打坐。但不同于林医生每天打七炷香，我当时是每天上午打坐一炷香，下午一炷香。

不过我在大学堂打坐的时候常常会想：我在这里干什么？我是在浪费时间！当时内心是比较抗拒的，觉得是被林医生“逼”着来的，人在那里坐着，脑子却天马行空，想自己的工作，完全不能静下心来。最初在大学堂学习的几天，几乎都是这种游离的状态。

说起来很惭愧，也很罪过，大学堂里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用尽千方百计才能进来向南老师学习的，很多粉丝为了见南老师，托这个、托那个，想走关系都进不来，我大概是唯一一个被“逼”着来学的。

在大学堂学习的时候，每天晚上就听老师“开示”（讲课）。南老师会就一些问题发表见解，也会推荐一些书给我们读，读了书，我们学生再向南老师做报告。像林医生就做过很多报告，而我在跟南老师学习的三年时间里，只做过一次报告。

老师晚上“开示”的时候，大家非常珍惜，都很希望能坐主桌，和南老师距离近一些。主桌一般是给重要的宾客坐的，能坐主桌，学生们都感到很荣幸。我们每次来，同学们都很客气，让我们坐主桌，但我会带着我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偷偷地溜到后面的位置，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知道南老师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知道我人在那里，脑子在想其他的事情，对我的溜号行为，老师也看得一清二楚，但南老师从来没有责备过我，非常宽容仁慈。有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冥冥之中南老师预知我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会给他做出重要的决定，所以让我成了他的学生，而对我的学习却不强求。

记得有一次我偷偷溜到饭堂的后排座位时，第一次看见老师的表情里流露出“孺子不可教也”的神色，当时我就觉得这样的行为对南老师非常冒犯，很不好意思，但又不敢回去，只能在后排偷偷地做自己的事。课后，老师离开经过我旁边，笑着和我说：“呀，你还没有走啊？”我马上起身道歉：“南老师不好意思，对，我还没有走。”然后南老师笑嘻嘻地就离开了。那天我印象非常深，后来我还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记述了和南师的这件事。

在跟随南师学习的日子里，南老师看到我这么多不尊重、不礼貌的行为，却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没说过一句重的责备的话，总是面带笑容，和蔼慈祥的样子。

南师总说“我不是你们的老师”

记：南怀瑾先生对学生是怎样的教学方式？南怀瑾先生是因材施教，应人而教，您是神经科专家，南怀瑾先生对您的施教有什么特别的吗？

李：我们常自称是南老师的学生，但南老师从来都是说“我不是你们的老师”。这句话在同学当中很出名。

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南师教诲启发了很多人，但从来不承认是大家的老师，我认为这是南老师伟大的地方。他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形象，他是用平等的身份跟大家交流，通过引导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一项事物，给予人很多启发，这个启发的过程就是教授的过程。

我是医生，但这个世界不光只有一个自然科学，除了科学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科学只是宇宙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我们无法论证的东西，无法论证不等于不存在。不论是关于做人还是做学问，南老师都引导我们去思考多种可能性，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虽然上课开小差，干自己的活儿，但在上南老师的课中，我还是耳濡目染地接收到了很多信息和教诲。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可惜，要是我那个时候意识到要好好学的话，可能会收获更多。

记：跟随南怀瑾先生学习，您做过哪方面的报告，得到过南怀瑾先生的什么点评和指教吗？

李：因为新科室有很多繁杂的事情需要做，刚开始我很抗拒打坐。虽然在大学堂打坐很勉强，但后来我的打坐慢慢进步，感觉到“定”能生慧。这个“定”能产生很大的力量，帮你平静心情，解决很多事情。这是一个慢慢变化的过程，一个阶段一个境界。我是初级的“定”的阶段，在感觉到“定”带来的舒服、欢愉后，我就写了一篇报告给老师，讲述自己打坐的感受，这是我的第一份报告，也是给南老师做的唯一一份报告。

在报告中我也向南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打坐和学习佛学都要花很多的时间，会不会影响我现在正在做的工作？这是不是会浪费我的天分呢？我的工作是治病救人，因为打坐影响工作，是不是和佛法说的善行有冲突，我现在应该如何选择？”

南老师没有直接告诉我应该怎么选择，我记得他当时笑了笑说，“很多人问过这类问题”。他让我自己去体会，遵从己心。南老师的教学风格就是这样，不直接给结论，而是引导你，让你自己去体会，自己去找，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那时，我就顺其自然，每年往来大学堂和香港。在香港的时候我也会看一点南老师的书，虽没有像林医生那么系统地拜读南老师的著作，但每当觉得生活工作中有困惑的时候，就翻一翻南老师的书。看南老师的书后再打坐，心就会特别地静。

就是很可惜，跟随南老师的时间太短了。

慢慢地，我也不再觉得在大学堂里学习是浪费时间了。我很喜欢大学堂里的同学，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每年去大学堂，就像回自己的家一样，很亲切的感觉。

记：从 2009 年到 2012 年，在跟随南怀瑾先生学习的三年时间里，您每一次都是和林医生一起去大学堂吗？

李：全都是一起去的，不过每次都是我先回香港，因为我的假期不长，一般是待三四天，林医生一般都会待一个星期。按照大多数同学的经验，其实一个星期才刚刚进入学习的状态，我是状态还没进入，就要离开了。所以我就没有得益太多。

“最后一课”印象深刻

记：南怀瑾先生 2012 年 9 月 14 日入院，他去上海住院的消息您知道吗？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南老师病重的？

李：在跟随南老师学习的三年中，南老师给我的“最后一课”最为深刻。我也想趁这次机会重点讲讲。

通常每年 10 月 1 日国庆长假，我们都会去大学堂。2012 年的 10 月 1 日，原本也想要去。大概是 9 月中旬的时候，彭嘉恒先生告诉我们，南老师病得很严重，到上海就医，暂时不能见任何人。因为南老师的身体状况接待不了任何访客，且大学堂给我们的反馈是让我们不要去。于是我们就打算取消原定行程，等南老师病情好转再去。我们以为南老师这病应该会好。

因为我们的机票都已经买了，我们就计划要不要到大学堂附近的杭州或苏州的一些寺庙，打坐修习一段时间。后来 9 月 25 日左右，林医生打电话给我，让我赶快准备一个清单，说大学堂邀请我们去看看南老师的身体情况，给老师做一个鉴定。

记：南怀瑾先生的学生很多，为什么找了您和林医生做鉴定？

李：南老师的学生是非常多的，做医生的也有很多，但在南师最后这几年里，经常去大学堂跟随南师学习、接触比较深的医生就是我和林医生，所以他们当时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和林医生，觉得我们比较合适。

记：当得知要为南怀瑾先生做死亡鉴定，在去之前您做了什么准备？您之前做死亡鉴定的经验丰富吗？

李：在准备这个清单的过程中，我们按照最复杂的去准备，但是会按照最简单的去做。考虑到老师如果还有生命的话，从 9 月 19 日回到大学堂到 9 月 25 日，这么多天没有吃喝，身体的脱水情况会很严重，当务之急就是给南老师静脉补液，这些设备都是要事先准备的。好在我们同学中间什么人都有，当时吕松涛大哥的公司旗下就有医院，我们就将所有需要准备的东西尽量准备得齐一些，包括心电图仪器、脑电图仪器等，各种各样的检查仪器，清单上至少列了十几个类别，每个类别里还有不同的细分类，松涛大哥按照清单全都帮我们准备好了。

在医学界，对死亡的判定越来越复杂。死亡鉴定表里有很多的鉴定项，我们医生在临床实践中会碰到很多似是而非的死亡的情况。也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做死亡鉴定的，比如说一个病理科的医生是不能做死亡诊断的。神经科的医生是有权做死亡鉴定的医生之一，这就是我的专业了。

南老师可能一早就知道我会为他做这件事，所以对我当初的冒失行为这么容忍。（李丹笑着说道）

9 月 28 日晚上，我们一到大学堂，走进会议室，就看到会议室的角落里面，堆得小山一样高的，都是我们清单上的物品。

记：南怀瑾先生的逝世时间在当时有比较大的争论，很多人认为 2012 年 9 月 19 日上午南师在上海中山医院就已死亡，也有人认为当时南师只是入定。您和林医生对此有争论吗？

李：当时我们对老师的状态是死亡还是入定没有争论过，因为那时我们得到的消息就是南老师入定了，所以我们准备的清单也是按照老师在入定的情况下列的。

考虑到老师的状况是入定，可能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恢复，我们待不了太久的时间，最多一个星期到十来天。接下来由谁来看护老师？我们当时还讨论了这个问题，打算从南师大学堂的学生中选一个合适的人，教他看护的方法。所以当时我们认为老师在入定，我们第一感觉也是老师在入定，一切都是以老师入定为前提思考准备的。

我们当时不知道，后来到了大学堂，才知道大家对于南老师到底是入定还是死亡争论得很厉害。

记：2012 年 9 月 28 日，您是在具体什么时间到达大学堂？当时是第一时间先去看了南怀瑾先生的情况吗？

李：9 月 28 日我们飞抵上海，南师的学生陈金霞派车把我们从上海接到大学堂。

到大学堂已是下午 4 点多，我们第一时间就去开会了。因为大家很保护南老师，去看南老师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贸贸然冲去看。比如我们要给南老师做详细检查，检查的设备就要准备齐全。要做什么检查，多少人进去检查，这些工作都要做在前，也要和护持小组报备。

当时南老师的七人护持小组成员有刘雨虹老师、马宏达兄、李慈雄董事长，素美姐等，他们都非常保护南老师，虽然我和林医生都是医生，但他们也很谨慎，怕我们做的一些事给南老师的身体带来不利的影响。

记：当时第一时间在大学堂的会议都讨论了什么？有哪些人参加，会上有什么争论吗？

李：当时的会议，南老师的七人护持小组成员都在，另外还有南老师的亲人南一鹏等，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学生，总共有二三十人。大家争论的焦点是南老师到底是入定还是死亡。

我们到达之后，会上先听了七人护持小组以及那些在上海医院最后的时间里陪护南老师的人介绍，南老师最后在医院到底是什么情况，医生到底是怎么说的。听了他们的介绍之后，我觉得不能说南老师当时在上海医院就已经死亡了，感觉结论是不确定的。

我记得有一位最后陪在老师身边的人，具体不记得是哪位了，他说，老师最后的心电图虽是一条直线，但是过一段时间还会跳动一下，就是间隔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跳一下，还有一个波，但跳得很少，不像正常人的心电图那么一下一下有规律地跳。依据这个说法，就不能说南老师的心脏完全停止跳动。而且南老师所在的上海医院也没有出具死亡报告，如果医院肯定一个病人死亡，应该出死亡报告，但我问过，从头至尾上海医院是没有为南老师出具过死亡报告的。

所以我就在会上说，要判断南老师现在的状态，我们明天要做一个彻底的检查。

死亡的定义是什么

记：您和丈夫林医生一起帮南怀瑾先生做了身体检查，做鉴定前都做了哪些准备，当时您主要负责什么？

李：刘雨虹老师之前对外也有说过，南老师以前在台湾，有过禅定的时候气住脉停这个情况，这几年我也看过有关方面的书，当中有很多关于得道高僧气住脉停现象的阐述。对于南老师修行这么高的人，我们就得出结论，检查一是要看有没有生命的迹象，没有生命迹象就是气住脉停，心电图没有了，甚至脑电图也没有了；还有一个要检查的是有没有出现死亡的现象。

如果只是没有生命迹象，但还没出现死亡现象，那我们就不能下结论说南师已经死亡，他可能只是入定。死亡现象是指人死后会出现很多变化，比如尸斑、眼睛干，角膜穿孔，瞳孔散大，另外还会有皮肤的溃烂、臭味，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变化。人的身体每个部分随着时间变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人体的内脏最先发生变化，但头发、指甲可能长时间都不会变。而每个人体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只能依靠身体的变化判断某种情况出现是在某个时间区间内，不能给出确切的时间。

这也为我们后面的检查留下了一个难题，我们只能依据这些变化，推理出大概的死亡时间范围。

当时很重要的一项检查是给老师做脑电图，因为对一个人来说，到底他有没有生命，有没有死亡，归根结底最后一步就是看脑电图，如果脑电图没有任何脑电波出现，是一条直线，那我们就判断这个人正式死亡，这是现代医学最后一步，也是最客观的诊断死亡的方法。如果老师真的是在入定的话，脑电图将会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说要给老师做个脑电图，当时刘雨虹老师很不放心，问我们到底要对老师做什么，怎样做。为了消除他们的顾虑，我就提出说先找个人来示范一下脑电图检查如何操作。看示范过程，评判对南老师身体的危害性，七人护持小组再讨论是否通过我们做脑电图的建议。

当时脑电图仪器就在旁边，南一鹏自告奋勇说：“我来。”最后就由他当模特儿来做脑电图检查示范。做脑电图检查时头上要粘很多电极，我们一边粘，一边解说，粘不同的区域各代表什么，能看出什么。因为脑电图检查比较复杂，而且不可避免地需要摆弄身体，当时刘雨虹老师在旁观看后就皱起了眉头，说：“啊，你们还要做这个啊？”我也知道他们可能不会接受，我说：“那么就不做了。”他们附和说：“对对对，不要做了。”

就这样，七人护持小组认为脑电图检查对南师身体的打扰太多，决定不做，我们也就放弃了，决定第二天先给南老师做一些基础性的检查再说，但会带血压表、心电图仪器以及一些基础性的检查仪器，如听诊器、电筒。从讨论到最终决定给南老师做哪些检查，整个过程大概花费了 3 个多小时。

在当晚的讨论会上，我们还讲解了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介绍了很多临床当中似是而非的死亡个案，每年被误判死亡的案例不在少数，我们想表达的是诊断死亡很复杂，死亡的诊断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林医生给护持小组示范要做的项目，南一鹏作为脑电图的示范者。

记：您之前做过很多死亡鉴定，这次给南怀瑾先生做有什么不同？

李：我是神经科的医生，做过很多死亡鉴定的工作，有很多临床经验。平时其他科室碰到病人的情况不确定，也会找我们去会诊，因为我们的科室是最有诊断的权威性的。

医院里做死亡鉴定不会拖这么长时间的，要很快判断，一般你看到一个病人没有生命迹象就会宣布死亡。我们目前众多的诊断标准里，是以生命迹象作为诊断死亡的依据，这也是现代医学的标志，没有生命迹象就是死亡。

对一个医生来说，生命和死亡似乎是一些顺理成章、十分容易界定的现象。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南老师，不是一个我们平时见到的普通病人。同学们对南老师究竟是禅定还是死亡的情况有一些争议，这使得我们要再重新审视：什么叫生命，什么叫死亡？我和林医生讨论后，强调对南老师的死亡鉴定一定要做到这两个标准：

第一步，看究竟有没有生命现象。如果没生命迹象的时候，我们需要再做第二步的检查，看有无死亡现象。两者具备才可以下结论。

那为什么南老师的死亡鉴定要多一步看有无死亡的现象？就是为了保险起见，担心像老师这样禅定经验丰富的人，看上去没有生命迹象有可能是在入定，不想贸贸然下死亡诊断。

当时对南老师的检查就是这样定下来的，检查时间定在第二天下午。

理智与情感拉扯，给出专业判断

记：在给南怀瑾先生做检查的当天，您做了哪些准备？

李：9 月 29 日上午，我特地一早起来，去打坐头支香（头支香是 6 点开始），想让自己的心静一下，这也是我跟随南老师学习之后养成的一个习惯，每次在做重大事情之前，我都会打坐，平静自己的心情，祈求神明给予我力量，祈求所有的事情顺利。

那天的情况很奇妙。那段时间，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大学堂，每天的天气都是阴沉沉的，看不见一丝阳光，而就在那天 6 点不到，我去打坐的路上一直想着给老师检查的事情。走到大长廊时，突然看到了太阳从东边升起，圆圆的，红红的。我当时看着那太阳，脑子跳出来一句粤语俚语“一天光晒 ( 云开雾散 )”！整个天都亮了，就是形容什么问题都顺利解决了。（这是南老师给我的提示吗？）

打完坐，7 点至 7 点半是早饭时间，吃早饭的时候，七人护持小组通知我们要早些开始给老师做检查。而原定的检查时间是午饭后，下午开始。

记：给南怀瑾先生做检查，您和林医生是如何分工的？当时卧房里的具体情况如何？

李：当天上午 10 点半左右我们去给南老师做检查，陪同的有南国熙、南小舜、宏忍师，共 5 人。进南老师房间前，我们就问宏忍师南老师当天最新的情况，我们5 个人围在一起讨论，这个场景还被一旁的彭嘉恒先生拍了下来。那张很珍贵的照片，我到现在还珍藏着。

我和林医生是有分工的，我主要负责检查，林医生负责记录。其他人南国熙、南小舜、宏忍师则是负责监督整个过程。

老师的卧室外面是书房，书房内有几个人在守着南老师。在南老师卧房门口，就看到登琨艳先生手里拿着一本书，像门神一样，冷冷地瞥了我们一眼，那个眼神仿佛在说，要对老师做什么，先过他这一关。书房的另外一边有几个女法师在写字，其中有体悟师，我们进去前要先脱鞋，那时是 9 月底，大学堂里很冷，我脱鞋的时候体悟师马上把脚上的鞋给我，让我“穿这个、穿这个”。

卧室内，马有慧老师坐在离老师较远的角落里打坐，她已经在南老师房间里打坐了好几天，我进来的时候由于太专注，竟没有看到她，我们 5 人进去就围在了南老师的床前。

记：能讲讲给南怀瑾先生做检查的详细过程吗？其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李：关于如何给南老师做检查这个问题，因为当时七人护持小组有要求，如果我们要发表这方面的文章或者讲述这方面的详情，要先得到他们的许可，所以我们这次暂时不展开讲这段内容，以后有机会再聊。只能说我们当时给南老师做了非常详细的检查，从头顶查到脚底心，从前面查到背面，检查得非常细，一点都没有漏。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了，我们当时一看到南老师的状况，其实心里已经大致有个结论了：老师已经走了。但我们需要证据来证实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还是给南老师做了完整的检查，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这是对南老师负责，对所有同学负责。

所有能做的检查都做了，但之前想要做的脑电图检查是没必要做的。其他的检查足以证明我的结论。最后，我说我们还是照常规做下心电图吧，特地做了比较长的时间，做了 5 分钟，当时心电图显示和在上海医院最后的时候不同，已经完全是一条直线了。

检查结束差不多是下午 1 点多，整个过程大概经历了两个半小时。我记得当时我们检查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马有慧老师出现在我旁边，说“我走了”。当时我正在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按照程序，心无旁骛给老师做一项项检查，也没有发现她的存在。

后来我们聊起南老师的事情时，就讲起了这件事。我那时才知道，她一直在老师身边打坐，她之所以突然离开，就是她知道老师走了，她没必要再待下去了。

记：当时检查完后，是您出具的南怀瑾先生死亡报告的吗？

李：当时做完检查，虽然我和林医生当场都没有说话，但陪同检查的人，大家心里其实都有数，已经有结论了，特别是宏忍师。之前宏忍师是最坚定地认为南老师是在禅定的人，但她看完我们一整套细致的检查之后，有了另外的结论，特别是听了我们对南老师的死亡报告后，没有一点疑虑，是完全信服的。

检查完，出南老师房间后，我们就先去吃饭了。那些同学和护持小组的成员都非常好，大家其实很想知道结果，但没有追问我们，反而劝我们“先吃饭，先吃饭”。吃饭前，我去饭堂后面洗手，那时候南国熙先生过来说：“医生，我看见你洗手了，我想你已经有结论了。”我回答：“你放心，我会以我的专业、我的名誉来做这个结论。”

吃完饭后，我和林医生就马上回去整理资料了，我们要写个报告给七人护持小组。非常奇怪，我一直是一个很冷静的人，作为专业的医生也见惯了很多死亡，当我们按照程序做完了检查，在写报告的那一刻，我却变得很反常。其实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心里已经有结论了，但和林医生回到房间讨论写报告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林医生是很冷静的，反而是我当时突然产生一种不舍的情绪，一直对照着检查记录，鸡蛋里面挑骨头，“这种情况不光人死了有，活人也会有。”“那种情况也不能说只有死亡才会出现……”诸如此类，和林医生进行争辩，反复辩驳，反复推翻自己做的检查结果，这个争论大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林医生就看着我说：“你怎么回事，我们是医生啊，要从专业的角度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死亡。”那时我脑子突然“啪”一声，就“醒”了，之前我一直陷在南老师学生的身份里，怀着一种亲人的感情，现在一下又回到了自己医生的身份。

林医生就是我的“定海神针”，他没有一点动摇慌乱过，把我也拉了回来。我们刚开始写报告，不久前打过电话来询问进展的彭嘉恒先生和马宏达兄，这时候就敲门进来了，问：“到底怎么样？”他们觉得很奇怪，下一个结论应该是很快的，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出报告，怕我们碰到什么问题。

那时候已经下午 4 点多了，时间是非常紧张的。因为马上就要到十一国庆假期了，我们要赶在法医放假之前，让他来给南老师做个结论，如果赶不上，就得等到十一长假之后。所以马宏达兄听了我们的简单总结后，马上就去找法医。林医生对我们的检查结论进行总结，写了报告，交给七人护持小组。

2012 年 10 月 4 日，林德深教授和彭嘉恒先生在南怀瑾先生荼毗炉前合影

记：当时宣布南怀瑾先生死亡报告时，具体是怎样的情况？

李：当时七人护持小组把大家召集到主楼办公室开会，有二三十人在场。关于 会议的具体情况，刘雨虹老师曾有过不少详细的记述。虽然我是给南老师做检查的人，但南老师的死亡报告是由林医生写的，也是由他宣布的。

那时，林医生在会议上宣布：“南老师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部分身体已出现死亡迹象，身体不可再用了。”

我们平时做一个死亡结论很简单，就是给一个结论，没有详细的记述检查看到的情况，但是，写南老师这个报告的时候，我们斟酌了很久。斟酌的点在于，既要传达明确的信息——老师走了，同时还要考虑很多其他东西，要顾及南师的尊严，顾及学生们的感情，在报告的措辞表述上要专业、严谨、婉转。

记：当时做完南怀瑾先生的死亡报告，其他人都没有异议吗？

李：有人提出疑问。我们当时做完检查之后，人人都很想知道，偷看我们的脸色，但老师的学生素质都很高，没有人直接问我们当时具体看到了什么。我估计，很多人也从我们的微表情、神态中读取了一些信息，他们对南老师的状况是有心理准备的。所以后来七人护持小组召集大家开会的时候，好多人都知道怎么回事。

当时会议的氛围很忧郁，林医生宣布完之后，大家商定于 9 月 30 日晚进行荼毗仪式。第一个开口的是南老师的年轻学生李想，他当时情绪比较激动，说：“你们昨天还在说老师在禅定，明天就一把火把老师烧了？”后来我们也和李想进行了交流，他说：“很抱歉，那个时候只是脱口而出，不是针对你们。”

其实荼毗的那个炉，一早就在大学堂里建了。当时一听上海医院的医生说老师可能已经走了，就有人马上回大学堂盖荼毗的火炉。当时大家对南老师的状态还有争论，为什么荼毗的火炉一早就建好了，这确实是很矛盾，其实是做两手准备，同时做好观察。一方面南老师所有的后事都在准备了，另一方面又在说老师还没有走。大家都有自己的道理，没法下结论。这也是刚开始不让我们来拜访大学堂，后来又紧急找我们来做鉴定的原因，就是来帮忙解决这件困扰大家的事情。

我们那天检查完后，第二天就是老师的荼毗仪式，很多资深的学生都没有机会再见老师最后一面，终身遗憾。因缘巧合，我和林医生因为要给老师做鉴定，成为最后见到老师的人。

我们一直说，那个荼毗的日子是南老师自己选的。那天正好是中秋月圆之夜。“桌面团团，人也团圆，也无聚散也无常。若心常相印，何处不周旋。但愿此情长久，哪里分地北天南。”南老师曾即兴作了这首富有禅意的小诗《聚散》，后被谱成了歌，在我们学生中传唱。南师其实早就向我们示现了无常之意义，在月圆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

记：南怀瑾先生的死亡报告里，给出了南怀瑾先生具体的死亡时间推断吗？

李：没有，死亡时间很难推断，我们没有办法从后面推断出确切的死亡时间。到底南老师是在哪一天过世的，这个问题后来很多人都问过我，包括南国熙先生，但无法确定。因为我们是 28 日才到的大学堂，只能说是在 9 月 19 日至 9 月 28 日之间，肯定不是 19 日，也不是 28 日，具体是哪一天，不能根据我们之后的检查得出结论，像上面提到过，根据身体出现的死亡现象以及身体的变化只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死亡时间范围。

当时的那份南师的死亡报告是交给了七人护持小组，不知道刘雨虹老师有没有留底，但我们自己后来做过一份更详细的死亡报告，里面详细地记录了具体的检查发现，这份报告是我们自己留存的。

记：当时在宣布南怀瑾先生死亡报告时，林医生是有大哭的，您当时是怎样的情绪状态？

李：我没有林医生反应这么大，林医生当时的反应非常大，他和老师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他哭了以后，很多同学也跟着一起哭了。我当时没有哭，很冷静。看看大家是否还有疑问需要解答。

不过后来碰到同学，我都觉得心里很惭愧，毕竟是我们把南老师还活着的希望给掐灭了，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如果不是我们的报告，大家还是抱着一线希望。

在等南老师荼毗的那几天时间里，有一晚，我散步碰到宏忍师，我说：“对不起呀，我们做了这样的结论。”宏忍师说：“哎呀，没有啊，太感谢你们了，我是最保护老师，最坚持老师没有走的人，你们检查之后，我也信服了，你做得没有错。”听到她这么对我说，我的心舒服了很多，但还是非常难过，看到其他同学，像自己犯了错一样，不敢直视他们，觉得他们都在怪我。

不是说我做了不确定的诊断，而是我把这个消息捅破了，接着就进行老师的荼毗，老师彻底离开我们了。那时整天在大学堂里散步，心里不停地纠结这个事情，感觉有个石头压在心上。

后来有一天我在大禅堂里打坐的时候，突然一下就看到南老师了，他就站在我面前，笑嘻嘻地看着我，说了一句“我走啦”，带着温州的口音。当时我一听到，心里所有的结都解开了。那个压在心上的石头“嘭”一下就碎了。我在大禅堂里不停地哭，可能南老师看到了我内心的压力，所以来告诉我他准备好走了，让我不要难过。我知道南老师没有怨我，心里对老师充满感激，我由衷而发说：“感谢您，南老师！”

李丹在南怀瑾先生荼毗炉前

死亡之后还有什么？

记：9 月 29 日下午，当地的法医给出了南怀瑾先生的死亡报告。为什么你们已经做了死亡鉴定的报告，还需要法医来？

李：因为我们不是内地的医生，我们只能在自己的职业场所内，在自己的医院出具死亡证明，出了我们自己的医院，虽然能做诊断，但没有法律效力。南老师的死亡证明最终是由太湖七都镇的法医出的。

为什么刚开始不直接找法医做死亡鉴定，是因为大家担心法医不理解南老师禅定的状态，毕竟这超出了一般人可接受的认知范围，如果没有修行的经验，可能就不理解气住脉停的情况。像我们平时一样判断死亡，只看生命迹象，不会去看死亡现象。这是出于对老师的负责，不想轻易地下一个结论。所以七人护持小组就想到我们这些又有打坐的经验，又有医学知识的学生来先给南师做鉴定。

后来我也是听同学们说，那个法医来了之后没有再做一遍检查，也是我们怎么说，他怎么写，走个流程。

记：南怀瑾先生的最后一课，会让您对死亡有新的认识吗？

李：以前我对死亡的认识比较简单，所有情况标准符合之后就是死亡。现在我会想，是不是死亡之后，还有什么其他东西，是不是有第八识？会去琢磨其他的可能性。现在还没有办法证明第八识，对于死亡是不是还需要用其他方式去诊断证明？目前我也还没有能力去解答这个问题。

南老师给我的最后一课，教会我以包容的态度，拓展思维，沿着更多的方向和角度去研究、去思考。

记：从大学堂回来之后，你们复盘讨论过南怀瑾先生的死亡鉴定吗？

李：这个问题其实一直会讨论，和彭嘉恒先生、马有慧老师等，我们碰到了就会经常在一起讨论，到底老师是哪一天去世的，这是一个反复被提及，又难以解答的问题。南国熙先生后来还特地请我们吃饭讨论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来问，老师死亡的后面有什么？因为外面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声音很杂。

记：在南怀瑾先生离开后，您还有去过大学堂，还有继续读南怀瑾先生的书吗？

李：老师走了以后，我们曾短暂访问过太湖大学堂一次。我们前几年还有经常去太湖，所有纪念南老师的活动我们都尽量参加。每年我们都要来一两次内地，参加与南老师相关的活动。疫情开始以后就没有再去。

每年到南老师的纪念日，彭嘉恒先生都会在香港组织一些纪念活动。我们每年都参加，也有很多南老师的学生参加，大家会畅聊自己和南老师的因缘和故事。

访谈时间：2021 年 12 月 16 日

访谈地点：温州南怀瑾书院与香港林德深家中 Zoom Meeting 视频连线

访谈记者：陈怡